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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二里头:夏朝在哪里 答案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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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3 08:45: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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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想到,在2000多年后,有一群人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或皓首穷经寻找点滴线索,或面朝大地发掘脚下遗址,一生孜孜不倦。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想到,在2000多年后,有一群人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或皓首穷经寻找点滴线索,或面朝大地发掘脚下遗址,一生孜孜不倦。
  华夏之“夏”到底在哪里?寻找中华民族精神坐标的过程,伴随着我们走过了100年,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一本书引发大讨论事关历代知识分子的信仰
  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仅仅隔了两个月就再版。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作者是胡适。当时,胡适虽然只是北京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但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已经让他声名鹊起。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热议,因为胡适对没有可靠材料作为依据的中国古史采取拒绝的态度,撇开三皇五帝,跳过夏商,直接从孔子、老子讲起。
  之后,他的学生顾颉刚接过大旗,撰写了《古史辨》,提出被历代知识分子当成精神坐标的尧、舜、禹和夏、商、周,大多是后世编出来的故事。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收获了一批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他们甚至和鲁迅有过激烈交锋。
早年拍摄发掘现场照片时需要使用高杆将人架起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转眼,时间来到了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现,大量刻字甲骨和其他商代文物的出土,著名学者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晚期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商代正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抛弃的时期,“疑古派”所怀疑的历史似乎可以通过考古重新建立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完成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的徐旭生开始将目光投向夏朝,他的名字也永远和二里头联系在了一起。
  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有这样一个共识——成书年代更接近历史事件的书,可靠性普遍更高。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距离夏王朝已有1000多年,让他回忆夏朝就像让今天的我们去回顾唐朝发生的事。因此,徐旭生将注意力投向了先秦史料,经过大量对比、研判,将夏朝可能存在的范围缩小到豫西和晋南,这里也是公认的孕育中华文明的地方。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刚刚有些起色的中国考古事业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
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铜爵
  伊河、洛河之间的小村庄,从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连接内蒙古和广东的207国道是我国南北向大动脉之一,进入伊河、洛河之间的“夹河滩”后,路两边的村庄稠密起来。国道东侧不远处就是中国最古老王朝的都城,这座都城的发现充满了偶然,却也是必然。
  为了求证多年前的猜想,1959年,已经70多岁的徐旭生重新上路,带着助手从北京来到河南,踏勘嵩山山麓和伊洛平原。
  他们首先来到登封、禹县一带,几个月的时间里虽有一些收获,却没有重大发现。随后,他们准备前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中国社科院尚未成立,考古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设在洛阳的工作站开展下一步工作,当徐旭生走到当时的偃师县时,他停下了脚步。
  按照徐旭生日记中的说法,他本来对偃师没有抱太大期望,但史籍指出这里曾是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这让他产生了兴趣。
二里头遗址2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二里头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徐旭生在田野中调查,一个村民以为徐旭生丢了东西,就上前询问。徐旭生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几千年前的一座城,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个农民听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带他到村东的一片田野,大量的陶片让徐旭生感到震撼。
  根据“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为名”的考古遗址命名规则,这处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河洛大地上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庄从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发现二里头遗址之后,年事已高的徐旭生返回北京,撰写了影响深远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试掘二里头遗址,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赵芝荃被安排主持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首任队长。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一任队长赵芝荃(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夏乎?商乎?学界论战不止,修建电厂给出新线索
  穿过车水马龙的定鼎路,绕过气势恢宏的应天门,周公庙后面的小路显得格外安静,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的老院子就位于这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院子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他的弟弟梁思永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60年前,这里远没有现在繁华,虽然距偃师二里头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但赵芝荃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整理文物、查找资料。在他的主持下,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先后完成了一号宫殿基址、二号宫殿基址、宫殿区以外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和一般居住遗址等的发掘,对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有了整体了解。
  在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的20年时间里,赵芝荃长期认定遗址是商代早期都城——亳。这不仅是他的看法,包括遗址发现者徐旭生在内的许多学者也这么认为,因为古文献对西亳的指向非常明显,二里头的方位又完全契合文献记载。
  新的观点正在酝酿,新一代的考古、历史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1977年11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北大学者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一石激起千层浪,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激烈的学术论战就此拉开。论战归论战,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和夏代文化的研究热情。
  转机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1983年春天,为了配合首阳山电厂建设,考古工作者对选定区域进行勘探,又一座古代城址出现在眼前。
  宫殿和城市规模表明,这也是一座年代久远的都城。通过地层学比对,显示这座都城的年代晚于二里头,早于商代的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基本可以确定是商代的早期都城亳。既然这座城是亳,年代更早的二里头遗址的身份就呼之欲出。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学界希望发掘出更多的“王朝气象”。

二里头考古技师王丛苗在发掘现场
  数十年如一日,考古人面朝大地拨开层层迷雾
  田野里的玉米已经收割完毕,剥好的玉米粒在二里头村的广场上晾晒,广场正对面是一座朱红色大门的小院,中国社科院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牌子挂在门边。
  走进小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朝天蜀圭植洛璧,镇中磐石定乾坤”,书写者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第二任队长郑光。
  郑光是四川人,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到这个小村庄,埋头一干就是几十年,石头上刻下的那些字表明了他扎根河洛的决心。也是他在任期间,围绕二里头文化性质展开了那场影响中国考古史的大讨论,将二里头及夏商文化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
  不管外界的学术交锋如何惊心动魄,如同台风一样,位于“风暴眼”的二里头村反而始终平静,在小院里工作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钻探、发掘、拍照、绘图等工作。
  30多年前,王丛苗还是二里头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虽然对家门口的这个遗址充满好奇,但认识只是模模糊糊的。现如今,她已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资深考古技师,穿上了西装,开上了小轿车,儿子也在知名学府读博士,来队里实习的研究生们都要叫她一声“老师”。“我的基本功可以说是郑队长帮着打下的,他治学严谨,对待工作精益求精。”王丛苗说。
  郑光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性发掘,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遗址,以实物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那件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铜爵,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现的,那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说到“最早”,二里头还有更多“最早”等待着被发现。
  “最早的中国王朝”都城——夏都,地位被广泛认可
  2016年11月,北京大学,一场“辩论”即将开始。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许宏将进行一场学术讲座。讲座的形式非常特别,因为同场还有一名重量级嘉宾——山西陶寺遗址发掘负责人何驽。近十几年来,二里头和陶寺关于“最早”一直有着不同的表达。
  一切问题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徐旭生关于夏朝核心区域的地图上画的那两个圈:一个在豫西,一个在晋南。
  晋南主要指临汾、运城盆地,居于黄河以东,因此自古称河东。西界为黄河,南界为中条山,被大拐弯的黄河所包围。这里水源充沛、土地肥沃,还有珍贵的盐业资源,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人在这里生息繁衍。
  与二里头的表述有所差异,何驽认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之所以称之为“国”,是因为它已经具备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和手工作坊区等。何驽也承认,陶寺遗址的现状表明陶寺文化的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是各种文化“漫天星斗”阶段中最亮的一颗星,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央。
  许宏则强调广域王朝国家的概念,文化影响已经跨过了地理单元的限制。此外,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诸多“中国之最”: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多进院落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
  2019年10月19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上,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等纷纷表示,由于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材料的对照,国内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已经承认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地位。此时,距离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过去了60年,距离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已经整整过去了100年。(洛阳晚报记者 潘立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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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1 16:1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世纪中国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五千年中华文明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许多外国人因为夏商周缺乏具体的文字史料,一直给于质疑。但是,中华文明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着历史继承性,绝非胡适等疑古派所能否认的,武王伐纣的鼎铭祭文,殷墟的甲骨文都为商周存在提供了扎扎实实的历史资料。可惜,夏朝在哪里?一代代考古学者与文物工作者为此付出艰辛努力。从徐旭生老先生的執着与探索开始,洛阳文物考古队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解开了二里头神秘的面纱,一个成型的远古都成展现出来,在那个时代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街道车辙,排水系统,祭祀场所以及精湛的青铜铸造作坊和出土的中华第一爵:乳纹钉铜爵。还有龙形绿松石,精美的绿松石项链(一眼望去其精美丝毫不逊色现代作品)等等,这些都已经足矣看出这个王朝的大气庞然。从所有文物的年代断定,早于商代,不是夏朝的都城,还是什么!二里头位于洛河,伊河之间,地势平缓,水资源丰富,不仅适于居住,而且便于出行,北入晋南,东瞰华北平原,东西南北八大关隘,雄视天下。
当然,现在的问题是二里头遗址是夏朝哪个帝王时期的?又是何因都城覆没?期待考古工作者有更多更好的发现,让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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