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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棠论文:名联著作权应属谁——关于对联作者屡遭“误读”现象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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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0 08:51:33 【眼遇】客户端 | 显示全部楼层
甘棠论文:名联著作权应属谁——关于对联作者屡遭“误读”现象之思考
原创: 对联之美  对联中国  







名联著作权应属谁——关于对联作者屡遭“误读”现象之思考

严海燕









同书法、诗词等其它传统文化一样,对联在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中兴之兆。不仅对联组织遍布各地,征联活动此起彼伏,而且对联报刊林立,对联书籍也竞相问世。

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传媒所刊对联作品时,往往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有些对联的作者存在好几个“版本”。同是一副作品,甲书说为张三所撰,乙书说为李四所撰,假如你进一步追问下去,又可能发现原来是王五所撰。这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现象,既可理解,又必须予以正视。

众所周知,对联属于古代文学的“晚产儿”,其“黄金时代”是在清朝。在当时,尽管对联创作丰收,对联研究的前期准备也已开始,但由于以小说为代表的非格律文学对格律文学的挤压,特别是西方文艺体系的传入并迅速替代了传统的文艺格局,使得对联最终未能在古典文学的殿堂中争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本来古代文人就淡薄名利,既然社会视其为雕虫小技,联人自己也就不很珍惜,许多文人在编订自己的文集时居然剔除了对联部分,任人随意使用、传抄和编造。作为一种文字游戏(消遣)和生活点缀(实用),对联就这样 一直“流浪”在民间文艺中,直到1984年中国楹联学会成立、2002年中南大学文学院楹联研究所招收对联学硕士生,局面才有了转机。可惜,由于惯性的作用,人们一时还缺乏一种清醒,无论是联人的行文编书抑或是书法界的抄录书写,依然较少顾及所用对联的“身份”,不予署名或道听途说错误署名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不认真、不严肃的传播行为,对外而言容易误导受众视线,造成对对联作者事实上的不公平;对内而言则是对对联界资料整理工作的一个妨碍,并且因此导致作品与作者的脱节,从而影响他(它)们在对联史中的定位问题。在知识产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对联学又作为一个学科正在崛起(《中国对联集成》已经开始编纂,文学史也已开始接纳对联)的今天,我们实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并为某些对联作者正名。







据笔者观察,对联作者之所以遭到“误读”,通常是通过两类方式实现的:借用与附会。

所谓借用,是指对他人的联作不加或略加改造便开始在自题联和社交场合中使用。这种情况的发生,多是文人或书画家“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结果。它包括摘句、书写、代笔、改造等四种。

所谓附会,是指将毫无联系的作者和作品拉扯在一起,硬说某作者写过某对联。这种情况除了少数确系出于误会外,大都是明知故犯的。它包括顶替、编串和误传等三种。

两种方式的“误读”之间并非了无干涉。借用某一对联时间久了,读者只知该联的“今生”而不晓其“往世”,“错把他乡作故乡”,难免转向附会(误传)。同时借用时的过分随意和零代价付出,也显示出法律的阳光在此并未达到如“使用背景音乐要付费”那般灿烂,这实际上为顶替、编串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反之亦然,对附会行为的揭露和矫正,当有助于对“误读”现象做进一步思考,防止在借用的名义下变相侵犯联作者的权利。

下面我们将以部分著名的对联作品或公案为例,分别讨论这两类七种情况。



第一种:摘句型。众所周知,诗词特别是律诗里面有不少对仗句,其中有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单摘出来成为对联,因而备受联人和书法家青睐,并称之为摘句联。由于书写者在抄写这些摘句联时经常不署诗词作者姓名,从而给人以对联书写者亦即对联撰写者的错觉。当书写者声名远播时,此情此景最易发生。

“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身是后凋松”,这是一副流传甚广的庆贺联。《郑板桥对联辑注》[1]的作者认为是郑板桥写的赠人联,另有说法是冰心祖父谢子修所创作。其实两者都不是。据刘福铸先生考证,它出自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一首七律诗:《和高仲本喜想见》。诗云:“雨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相逢。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公身是后凋松。闲寻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似更慵。何日晴轩观笔砚,一樽相属要从容。”郑板桥所书及冰心福州旧居里的这副对联,与黄诗颔联相比仅差一字,而且“公”“君”在此并无意义差别。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该联的著作权非黄庭坚莫属。

“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青少年学对联》[2]一书将其归在书画大家启功名下,认为这是他的自题联。笔者经多方查考,发现这也是一副摘句联,其真正的作者乃是词坛泰斗夏承焘。夏的这阕名为《鹧鸪天·九溪十八涧茗坐》的词是这样的:“滩响招人有抑扬,幡风不动更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       无一语,答秋光。隔年吟事亦沧桑。筇边谁会苍茫意,独立斜阳数雁行。”[3]



第二种:书写型。在书法史上,尝试着以他人的诗文作为自己书法创作的题材的,黄庭坚大概算是第一人。到了清代,其题材范围又从诗文扩大到对联。结果,以宣纸为主要载体的书法作品便成为对联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对联不仅可以在室外观看(张贴和镌刻),而且可以室内把玩(上墙和铺案)。这种变化无疑扩大了对联的传播几率,但同时又可能加重了对联作者的混乱现象。鲁迅曾书写何瓦琴的一副集字联(集《兰亭》)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尽管落款已很清楚,结果许多人还是误以为鲁迅是该联的作者,即为一证。

如果说赠人以联还是小范围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书写他人联句用以公共场所悬挂则属大众传播。按照现代著作权法的观点,这便意味着作品的发表;也因此,署上联作者的姓名当是其中应有之义。在这里,一切所谓“习以为常,已成行规”的托词必将受到法律的质疑。发生在80—90年代南京市的两起名胜楹联著作权纠纷,起因都是从两位奉命书丹的著名书法家在落款时“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开始的,结果造成当地政府对对联作者的侵权事实,并最终以道歉、补名甚至赔偿而作结。[4]

附带说说口头引用问题。从文学意义上讲,书写型其实就是一种引用,而引用除了书面引用,还有口头引用。在实际生活中,口头引用也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毛泽东曾对杨成武说:“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引用了李贽的《藏书》集句联。但有些联书却只说这是毛泽东赠叶剑英联,而不作其它文字交代。这种摸棱两可的说法很容易使人将对联的作者搞混。



第三种:代笔型。蔡锷病逝后,与他有过交往的风尘女子筱凤仙送过两副挽联,一般认为均属代笔之作。“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这一副据说捉刀人是方尔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剧怜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这一副有的依然定为筱凤仙所作[5],有的则注明是易宗夔捉刀[6]。固然,该联确实出自易宗夔著作,但他并未承认为自己所作。看来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还止于一种猜测。



第四种:改造型。清人梁章钜 《巧对录》卷四[7]有一段记载,说的是明朝礼部侍郎程敏政少慧的故事:“安南(越南)使入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程篁墩对云:‘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不知何时它却演绎成清代官员应对八国联军军官的巧对,只是稍有改动:“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出句);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对句)。”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起义时有副旗联:“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由于该联充分表达了红巾军推翻腐朽王朝的决心和信心,且极具文采,因而被后来的农民起义军多次借用。明朝中期杨虎、刘六起义时,其军旗上便缀有“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字样。只是同原联相比,更换了三个字。清朝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也在天王龙凤殿刻下了这副对联:“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这次也是更换了三个字,而语义、结构同样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后世却将它误记在天王洪秀全的名下[8]。

另外,毛泽东、李大钊也都改造过前人的对联。青年毛泽东将明代胡居仁的“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分别改换和对调两个字,变成“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抄写在黑板上和自己的床头[9]。李大钊将明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赠给挚友杨子慧[10]。如果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我们将不难发现:改造后的两联较之于原联,前者意义未变而平仄有误,故或为作者误抄也未可知;后者淡化了原“题狱壁联”的那种阳刚和浑然,强调了“阴阳平衡”,显然是为了适我之情达我之意。因为毛、李二人都不是在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创作,其改造联只是临时使用时的产物。有鉴于此,我们似可不必为贤者讳,在引述两联时至少知道原联模样为好。



第五种:顶替型。以上四种当事人都无贪天之功为己有的意思,代笔型的作者似乎还是在做无名英雄。相比之下,顶替型就等而下之,属于现代人的胆大妄为了。80年代上海《青年报》举办征联活动,某中学老师张跃进以“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下联)”应征落选。令人奇怪的是,时隔不久有人竟将张的应征联署上自己的姓名再次举办征联活动,并在港澳引起轰动。张跃进气愤不过,四处写信投诉无果[11]。1993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举办春联大赛,其中两人一字不改地抄袭古人和当代人的对联,结果双双获得二等奖[12]。



第六种:编串型。顶替可被看作是一个人向着名利主动出击,编串则是这个人“强迫”另一个人去侵占第三者的精神成果。试看这一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据清代邓文滨《醒睡录初编》记载,它是明代胡寄垣因为“试下等,愤甚”时所作。此外,近代吴恭亨的《对联话》刊有金正希的一副题书室联:“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兵甲可吞吴”,与此相似。然而,当下不少联书却都认定它为蒲松龄所撰写,如著名的《对联经》[13]、《对联格律·对联谱》[14]就持这种观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由于受某君误导的结果。1981年某君在当时的《贵州青年》上编写了三段“聊斋”,其中一段就是关于蒲松龄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于镇纸铜条上刻下这副对联的故事。从此,这副所谓的蒲松龄自勉联,便不胫而走。时隔两年,人们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有人以《郭沫若妙手回春》为题作文,又把这副对联“改判”给郭沫若。到了1994年,某君出面在《对联》杂志上“澄清事实”。除了说明该联与蒲、郭二人无关外,又石破天惊地宣布:那是他自己“拈断数茎须”后撰写出来的。一副对联有如此的传奇,一个人有如此的行为,可谓匪夷所思。

故事一旦编串起来,往往会越来越离谱。今人不但可以占有古人作品,甚至可以随意驱谴古人。《中国古今巧联妙对大观》[15]里就有这样一则“故事”:苏州刺史韦应物与朋友钟耘舫对句,韦出句“七屏三色,鹅黄鸭绿鸡冠紫”,钟对答“半联七字,李白桃红杨柳青”。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韦是唐朝诗人,钟是清朝联客。让两个文人隔着四个朝代去对对子,这真是活脱脱的对联版“关公战秦琼”!



第七种:误传型。严格地讲,凡是把甲撰写的对联错误地看成是乙撰写的都属误传,包括顶替、编串。而我们这里所谈的“误传”,则仅仅局限于后人由于不知就里而人云亦云,从而发生“误读”的情形。如“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一联,《对联知识手册》[16]注为石达开所作,有的联书还编有一段故事云云。其实,梁章钜《楹联续话》卷四·杂缀几乎一字不差地载有这副对联:“又相传有一剃发店,乞联于狂士者,大书云:‘磨厉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数日间,客皆裹足不前,其店顿闭。”据《楹联续话·序》所记,该书成书于道光癸卯年(笔者注:即公元1843年)。其时石达开不过是一个12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同“狂士”联系在一起?再者,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洪秀全、冯云山去贵县活动是在1844年,因此,在此之前贵县是不可能设有起义联络点的,自然也就无所谓给作为联络点的剃发店撰写对联的故事发生。退一步说,即便是石达开真的为剃发店写过对联,那也不过是抄写别人的现成文字罢了。

还有一副类似的对联:“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像,万古清高。”《清联》[17]认为是冯玉祥题成都武侯祠联,有的联书还特别注明是冯玉祥“1928年撰书”。果真如此吗?试看梁章钜另一部著作《楹联丛话》卷三·庙祀(上)所载:“陈东桥孝廉为余述:灵川县有诸葛祠联云……又云:‘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像,万古清高。’忘却撰者姓名。”《楹联丛话》成书于1840年,较冯玉祥“撰书”要早88年,该联著作权不属冯玉祥,明矣!

误传的发生,并不全是因为编者疏于翻检资料的缘故。有时虽然引经据典,力证某联为某人所作,但是因为忽视了必要的实物考察,加之功利意识的影响(不一定是为个人私利),同样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原四川省古蔺县雪山关(现属永叙县辖)南门楹联作者的争论,便属这种情况。“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临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面对这副传世名联,人们争相把它与1916年护国军北伐相联系,不仅不顾季节的错位和口吻的差异,将该联作者附会到蔡锷身上,还把当时蔡锷的部下朱德牵扯进来,一会儿说是朱德所作,一会儿又说是蔡朱二人合作完成。那些认为是朱德所作的人,竟将此联书录后悬挂在朱德旧居陈列馆。为弄清真相,原古蔺县文物馆王云先生特地做了实地考察,从荒土中挖出大部分残石片块,拼镶起来,尚能看清其落款是“辛酉秋赤水分知县丞杨□石□□书”字样。联系民国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楹联类编》曾收录此联,作者署名为杨公石的事实,我们不难推断出谁是真正的作者[18]。

以上 ,我们分析了对联作者屡遭“误读”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并对部分名联的沿革情况做了考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两类七种的划分并不十分严格,实际上一副对联在辗转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类型交叠的情形。以“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身是后凋松”为例,其实它又何尝不属于书写型和改造型呢。只是在笔者看来,该联为郑、谢所作的说法之所以长时间蒙蔽了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不熟悉黄庭坚的那首诗罢了,所以将该联划归摘句型。







总括全文,我们复述并引申三点结论:

A.那种认为对联只是一种游戏(消遣)和点缀(实用),因而对此不必过于认真的看法是片面甚至是有害的。以往书写者借用时的轻松和杜撰者附会时的恣意,不能不说与这种认识有关。

B.历史上联人不重视自己作品的署名问题,是出于淡泊和迫于无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联人法律意识的增强,这种情形将一去不复返。作为当代书法家尤其是名家,首先应该加强自己包括对联在内的传统文化修养,争取自撰自书。其次应该像要求社会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对联作者的劳动成果,在抄写他人对联以作公共场所长期悬挂时,切莫忘记注明“某某撰(联)”,这将被看作是具有道德意识和讲究现代文明的表现。

C.目前对联学硕士点已在高校落户,对联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建设工程业已启动。钩沉拾佚、正本清源成为此项工程的基础和前奏。一切真正热爱对联的人们应该顾全大局,审慎对待编联和著述问题,不能因为市场需求的缘故而率尔操觚,甚至人为地制造迷乱。作为传媒把关人,在编发有关对联的编注和引用稿件时,更有责任加强对引文的准确性和对联作者身份的真实性的核实,以便让对联这一传统文化在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前提下传播。



注释



[1]刁骏:《郑板桥对联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2]熊尚鸿:《青少年学对联》,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

[3]海盐(严海燕):《多舌为兴对    指疵浑忘机》,2002.9.6《中国楹联报》

[4]崔洁、程堂发:《南京夫子庙楹联著作权九年砸定》,1996.1.7《检察日报》  任志扬:《南京下关区政府已为作者署名》,1997.8.9《中国楹联报》

[5]谷向阳:《中国楹联大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6]白稚山:《名联三百副》,南方出版社2002年1月第二版

[7]梁章钜、梁恭辰:《楹联丛话全编》,白化文等点校,北京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附注:本文凡涉及梁章钜的著作均来自这一版本

[8]阎万春:《实用对联六千副》,未来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9]唐意诚:《毛泽东楹联辑注》,内刊1993年12月版。附注:关于该联各家版本有异

[10]贾芝:《铁肩担道义》,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11]张跃进:《作品被剽窃的经历》,1996.6.29《中国楹联报》

[12]李德裕:《揭露一起楹联抄袭案》,1997.3.1《中国楹联报》;白雉山:《剽窃之风要很刹》,

1997.4.26《中国楹联报》

[13陆伟廉:《对联经》,山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14]余德泉:《对联格律·对联谱》,岳麓书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15]梁石、梁栋:《中国古今巧联妙对大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2月第一版

[16]常江:《对联知识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17钟华一:《清联》,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18]罗大千:《雪山关楹联是蔡锷、朱德所撰吗?》, 1998.11.14《中国楹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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