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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敦煌春联”系 “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 原创: 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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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 18:45:09 【眼遇】客户端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敦煌春联”系 “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
原创: 王家安  

所谓“敦煌春联”系“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

王家安



中华书局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出版的第四期《文史知识》,刊载有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所著《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文章指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编号为“斯坦因0610”(S.0610)的经卷背面(据敦煌文献目录,其背面文字实际编号为S.0610V),有一段文字为晚唐以前的“春联”,可以认定是“我国最早的楹联”,当然也是最早的春联。

至少自晚清以来,谁是“我国最早的楹联”就存在争论,而楹联界相对认可度最高的,是记载于《宋史》等处的蜀后主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此联创作于公元九六零年,而据谭文考证,“敦煌春联”应比孟昶“新年、嘉节”联早两百年左右。倘若如此,“敦煌春联”的发现意义便十分重大,必然要改写中国楹联史。但笔者近年来梳理有关资料,并亲自查证S.0610V卷影印件后,不禁对谭文就“敦煌春联”的文体判断、历史定位产生质疑。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斯坦因0610V”卷,正文为誊抄的《启颜录》文字(编号S.0610),谭文所谓“敦煌春联”,记载于该卷背面。一九九一年第四期《文史知识》杂志第四十九页刊载谭文时,就所谓“敦煌春联”所录文字及排版格式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囗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囗(殄)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囗(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囗囗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囗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在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谭文时,笔者就有个疑惑,原件会不会也像谭文所录那样,如“楹联式”的两句一行排列?后来,笔者找到发表谭文的《文史知识》原刊,发现原刊封三,刊登有S.0610V那段文字,再后来,笔者又从别处复制到S.0610V卷影印件,两相对比,印证是同一出处。不过,经卷上的原文明显不是两句一行排列,而是“岁日”(即正月岁旦之日)开头后,一小段连在一起;“立春日”开头后又一段较长的文字连在一起。标点,当然是今人所加。

笔者之所以注重这个细节,一是考虑到,原件如果也是两句一行抄写,那判定其是楹联文体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二是有所疑惑,谭蝉雪研究员为了证明S.0610V卷文字是“楹联”,会不会有意用“两句一行”的排列方式来引导读者?后来,笔者又发现一则资料,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疑惑。殊不知,早在此前的一九九零年四月出版的一九九零年第一期《敦煌研究》杂志上,谭蝉雪研究员在题为《敦煌岁时掇琐——正月》一文中,就已用一页多的篇幅(P四十三—四十四),就S.0610V卷予以介绍。后来,其刊于《文史知识》一文,正是脱胎于此。在《正月》一文中,她对S.0610V卷的内容及排版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又三阳囗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囗(殄)百殃;宝鸡能僻恶,瑞燕解呈祥;立春囗(著)户上,富贵子孙昌。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囗囗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囗僻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笔者认为这样的排版方式,与S.0610V卷影印件所见文字格式基本一致。按照原文格式分段,尽量保持原貌,这也是文献点校的基本原则。但有意思的是,谭蝉雪研究员第一次公布S.0610V卷内容时,能够保持原文分段格式,但第二次以《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公布时,为何要像楹联那样“两行一句”分段?还在文中提到“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的话,直接就给S.0610V卷文字限定了的“格式”,这难免让人有所质疑。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点校分段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对文字体裁的判定造成较大影响。

谭蝉雪研究员认为,确定S.0610V卷文字为楹联的依据有三,一是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二是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名词、副词与动词各各相当,大多数联句为工对。三是敦煌联句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偶句而写于门之左右者,她认为“当为楹联无疑。”我们不妨将这三点依据依次推敲。首先是第一点,关于时间,亦如谭文所提的那样,我国至少自汉代就有悬挂桃符祈福文字的习俗,“岁日”“立春日”书写这些祈福文字的习俗很广泛,亦如春联的产生,也是离不开这个渊源,从时间上讲,倒也符合。类似符合的,还有第三点依据“书门左右”,无论是桃符祈福文字,还是春联,这都是一个共性特点。因此,第一点和第三点依据看似重要,其实都是多种新春祈福文字的交集,并不能作为其是“春联”最主要的判定依据。而最重要的依据,是谭文提到第二点,关于“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的论述。阅读谭文发现,她是从这些文字两两之间相互对仗出发,进而得出其是楹联的观点。这是利用了民众看到对仗文体首先想到会是对联的惯性思维,但实际上由S.0610V卷文字两句对仗得出其是对联的结论,显然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一篇文章,或者一段文字,其中两句之间相互对仗很常见,不一定每两句就是一副对联,也不一定这段文字是若干副对联连在一起。从文体及格式来看,这种连在一起写的对仗文字,更有可能是一首诗,或者一篇辞赋。谭文先是用两句一行的分段方式先入为主,又用局部的工对引导读者认为每两个对仗的句子就是一副对联,渐而得出她所期待的“重大发现”,其实论证并不严谨。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谈到的“分段格式”问题。

作为民俗研究专家的谭蝉雪研究员应该清楚,我国民俗文学体例丰富,在“岁日”、“立春日”之际,可以“书门左右”的远不止春联这般简单。流传较广的,至少还有春词、春帖、春胜等文字。这些文字都脱胎于桃符祈福文字。这一点,谭蝉雪研究员在《文史知识》一文第一点论据中也有所谈及,而且有趣的是,她在第一篇发表于《敦煌研究》的文章中其实并没有肯定说这些文字是楹联,她当时定义这些文字是“桃符题辞”,并说“敦煌桃符题辞应是民间长期流传、晚唐前辑录的我国古老的桃符题辞,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桃符题辞。”将其归结为桃符祈福文字之类,并也只是说这些“桃符题辞”是“楹联之始”,即楹联发端之雏形。只是不知为何一年后再发表文章,就肯定的说这些文字是“楹联”了。

再《文史知识》一文中,她为了让这些“桃符题辞”变成“楹联”,有意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S.0610V卷的这些文字,不仅每两句对仗(其实部分句子还不对仗),而且存在着作为诗赋文体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押韵。如“岁日”那一段文字,句脚“开、长、祥、疆”,“立春日”那一段文字,特征更明显,五言句那一部分,句脚是“阳、殃、祥、昌”,又接着四言句那一部分,句脚是“开、来、灾、财、埋、哉”,难道谭蝉雪研究员就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显然,这两段文字,是按照某种规律整齐创作的,并不是像楹联那样两句一副,每两句分别存在,互不关联。而即便古代敦煌撰文者或抄经者将这若干副“楹联”没有两句一行的分段,而是连在一起书写,也不至于让他们每副之间再互相押韵。因此,我们将谭文有意避开的两点特征:一是连在一起书写、二是整段押韵,放在一起考量,这些文字是春帖等诗赋文体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楹联学者陆震纶先生在其著《最佳楹联结构》中也持与笔者相同的观点,他指出,S.0610V卷文字“是押韵的四言诗或五言诗。类似宋代的‘春帖子’,其对仗句尚未成为独立文本,似难定为对联。”陆先生在这里将S.0610V卷文字归类为“春帖”,但春帖主要是适用于立春日前后,主要是用于迎春所用;而S.0610V卷还明显提到了“岁日”,即正月春节,有类同于春联除旧迎新的作用。因此,将其定义为“春帖”也并不准确。笔者则更倾向于谭蝉雪研究员在《敦煌研究》杂志首次公布S.0610V卷文字时,将其定义为“桃符题辞”。

如谭婵雪研究员所指,春联、春帖都是和上古时期就已流传的春节前后悬挂桃符的习俗不无关系。文献记载,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在年初祈福禳灾之时,就已将传说中能辟鬼邪的“神荼”“郁垒”的形象刻画于桃木板上,悬之门楹,形成了“桃符”雏形。秦汉前后,桃符广为流行,当时著作《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论衡》等皆有描述,并不忘强调其“刺鬼”“御凶”的禳灾功用。此后历代典籍,“桃符”也皆有涉及。而宋元以降,许多场合又将桃符与春联混为一谈。却只是强调了春联与桃符共有的祈福禳灾功能,而未说明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及演变、区别。于是,我们结合古代文学发展脉络,大体推测出这样的一个春联诞生的“路线图”:先民们认可桃符祈福禳灾的功用后,逢年过节,桃符便频频登场,起初是刻画二神图像,可毕竟有美术功底的人不多,后来为简便起见,就索性只写有“神荼”“郁垒”的姓名;再后来,年年只写这四字,又觉单调,便有机灵人思索着写两句吉祥话。于是至少在唐代,我们从S.0610V卷上见到了“立春之日,书门左右”的吉祥话。这样简单的梳理,其实已走过上千年的历程。在这上千年里,从“桃符”开始,也衍生出了许多在春节用于粘贴悬挂的祈福用品。结合桃符属性,可将其分为“桃”“画”“文”三个类别。一是“桃”,桃符因桃木而制,桃木自然就具有辟邪功用,自古也就有了于门窗之上,悬挂桃符、桃人、桃弓、桃剑、桃印等习俗;二是“画”,即画门神,由神荼、郁垒画到了秦琼、尉迟恭,以及绚丽多彩的年画、春胜;三是“文”,由只写二神姓名,演变为写祈福文字,再后来详细分为春联、春词、春帖多种文体。如宋人《岁时广纪》记载:“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此时,“桃”“画”“文”三个属性都被发挥并加以利用。在没有完全肯定S.0610V卷文体时,将其称为“桃符题辞”应该是相对客观和准确的。

笔者在《对联探源,先解决三个问题》(《对联》(上半月),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文中指出,要确定早期楹联,首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凭什么说它是一副楹联?这是楹联探源最基本的前提。道理很简单,“最早的楹联”它首先应是一副“楹联”,其次才有必要去判断它是否最早。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符合格律,二是独立文体。毫无疑问,楹联首先是格律文学,所以在讨论什么样的文字是楹联之时,就先要看它是否符合楹联所要求的基本格律。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四个字:两行、对仗。两行,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标准,而且最易判断。但对仗,即谈到了楹联的格律属性,这是必须要等到“四声”出现以后,人们在诗文创作中讲求平仄交替之时。根据史料记载,四声是由沈约(四四一——五一三)等人发现并首先运用的,仅就格律来说,真正称得上“楹联”的文字,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其次是独立文体。顾名思义,看对仗和对联二字可知,单纯的对仗并不算对联,它只有“联”起来,只有形成自己的主题思想并独立存在,才算得是一副对联。如何来捕捉这些特点,首先,所发现的文字应该和其他文体没有明显关联,属于作者抒发主题的独立创作。如果仅是从某篇文章,或者某次对话,甚至某首诗词中寻章摘句,那就算不得“独立”,如此评定的“楹联”,也失去了它做为一个独立文体的意义。就目前众人提出的一些所谓最早楹联的案例来看,强调“独立文体”这个标准十分重要。往往有人会从一篇旧文中,偶尔发现一个对仗句子,就拿来说是楹联,直到最后第一手材料曝光,大家才知道是断章取义的结果。

学术的考证不能随意而来,需要严谨求实,我们经过认真阅读敦煌藏经原件,仔细梳理楹联文体诞生的基本条件和路径,不难发现S.0610V卷这些文字只是民俗文学体裁中“桃符题辞”的一种。可这并不遗憾,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楹联的“雏形”。可以肯定,敦煌“桃符题辞”强调“书门左右”的习惯,为桃符、春帖文字向楹联的转变,奠定了习俗基础。因为一旦兴起将桃符文字贴在门之左右的习俗,人们就会注意到左右对称的门,又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对称哲学”影响,就很容易想到只有在左右张贴对称的句子,才显得更加搭配,更加和谐美观,那时,有人能创作出贴在门上的楹联,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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