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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永城庙学碑看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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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09:09:31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宋代永城庙学碑看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功绩


                                                                                                     盛朝新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   


      永城庙学即明清时代的永城儒学,又叫黉学,据清光绪二十九年《永城县志》记载,庙学始建于北宋,“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诏天下立学,永城奉诏建学于城南门内,拓地南至城,东西至居民,北至常平仓,西北独长至居民”。这段文字,透露了庙学兴建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当时庙学兴起与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有关。因学校最初设立在文庙之中,故称庙学。
      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蔡襄在元祐五年(1053年)为永城庙学题写碑文《亳州永城县庙学记》,永城庙学因此而享誉天下。因为当时永城行政上属于亳州管辖,所以称亳州永城县。蔡襄题写的碑文立在庙学(文宣王庙)大殿前,由于年代久远,石碑不知毁于何代,但碑文被后人抄录,遗憾的是永城明清县志均没有记载,为挖掘永城历史文化,永城作协主席陈玉岭先生委托朋友多方查找,终于从古籍《端明集》中找到这篇碑文。笔者从陈先生那里看到碑文,感到弥足珍贵,兹录如下:
      “孔子之门人,颜回最为高,其称之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昔之所以教人,与其所以为学者,类斯道尔。孔子没,其书传于后,而学者繇其言以之道。顾有不至者,非道之远,盖利汩之也。战国以才智相倾士,以孺文其身,而挟其私术,越时向利,独孟轲荀况专其所守,而不屈于当时。汉以明经射弈六经之徒,自明其家,专师师说,是非或戻于大中,然决大事尚传经以正其义,故其治迹,文质有可观者。由汉以来,曲褒孔子至列王爵而庙,郡县奠其春秋,用尊其大道,以劝民学,而取士之路,以词为进士,以数字为明经,中其选者,相蹑为公相,显荣天下,天下承流其徒,以千万数至不可胜阙记。其师弟子皆以仕进之,具相从幸,如博弈,苟入科,则禄士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于其徒则为穷师,以颜子之所谓学者,学之于人则为穷人。数百年间,虽大贤功业,斑斑见于史载,而其风化之美,不臻于三代之隆,盖其源流异也。亳州永城县孔子庙,居城西隅,卑陋不完。皇佑四年,大理评事杜君谊知县事,杜君以孝行闻,而治民有诚信,以谓均赋徭,辨曲直,剔奸弊,兴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教明以善道,而使渍于仁义乎?明年出.............................皇佑五年十二月记。”
    这篇碑文阐述了庙学兴起的渊源,指出了儒学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以及存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文字写明了永城庙学兴建的原因,对永城知县杜谊的义行和突出政绩予以赞扬。遗憾的是碑文下部分缺失,但从碑文的立意和论述看,缺失部分可能主要是写杜谊修建永城庙学的事以及庙学教学育人和繁荣的状况。
   这篇碑文是目前永城所发现的最早的关于学校教育的碑文,也是迄今为止历代名人中知名度最高的大书法家为永城题写的碑文。蔡襄是北宋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同时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桥梁专家和茶叶专家,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威望,为宋仁宗所器重,题写永城庙学碑时,蔡襄42岁,正处在人生的的壮年和仕途的顶峰。这一年(皇佑五年),他被宋仁宗任命为主掌全国进士考试的最高官员“知贡举”,这样的职位都是由朝廷选择富有名望的大臣担任。蔡襄在为永城庙学题写碑文之前,专门为宋仁宗题写了《御书碑序》碑文。在题写永城庙学碑不到一月,蔡襄即被宋仁宗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任开封知府,成为京都开封的“市长”。
     为什么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和大书法家为永城庙学题写碑文呢?近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探讨这个疑问时,感到其中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查阅《宋史》,一段关于永城知县杜谊的记载,透露出其中的缘由。《宋史》记载的永城知县仅有两位,第一位是“登第为永城令”后来成为宰相的名宦韩亿,第二位就是北宋皇佑年间的杜谊。韩亿以“惠政”闻名,而杜谊以“孝义”和治学政绩突出而享誉天下。
      请看《宋史》里的记载:“杜谊,字汉臣,台州黄岩人,事父母至孝,父刚严,谊独失爱,惴惴不自容,伺颜色而后进,继丧父母,号恸昼夜不绝,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负土为坟,往来十余里,日渡塘间,泥水没骭,虽大雨雪,未尝少止,手足皱裂血流,以漆涂之。每覆一畚,必三绕坟号而后去。即葬,遂苃舍墓旁,负土终丧。人往视之,辄遣去。日一饭,不荤。虽虎狼交于墓侧,谊泰然无所畏。明年吴越大水,山皆发洚,推巨石走数十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庐,墓田畜牧漂坏者甚众,而独不及谊。邑人状其事以闻,诏书嘉奖,事族父衍甚谨,衍爱之均诸子,以祖垂象荫入官,至赞善大夫。尝知永城县,岁捐奉钱三十万,以收瘗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余,又出奉钱率其下新文宣王庙,两旁为学舍数十区,旦夕讲学于其堂,永城父老称谊之政为不可及。”
     这段文字的前面大半部分写杜谊的孝义,后面叙述了他在永城做知县时的政绩。杜谊捐献自己的俸禄三十万,收葬在汴河溺死的四十多人,还捐献俸禄率领部下修建文宣王庙,庙院两侧又建学校校舍数十间,杜谊在白天和夜间还去学校讲学,作为堂堂的永城知县,竟然为教育事业做到如此鞠躬尽瘁的地步,堪称绝无仅有,鲜有所见,所以永城父老都说杜谊的政绩是其他人所做不到的,试想这在当时一定是轰动朝野的大新闻,杜谊的名声由此享誉天下。无怪乎当时主管教育和贡举事务的最高长官蔡襄专程来永城庙学视察并题写碑文。
      其实蔡襄题写永城庙学碑文,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包含了多种目的和意义。蔡襄对永城知县杜谊称赞有加,通过题写碑文的方式,树碑立传,予以表彰,号召天下向杜谊学习,不仅是对儒学的尊崇与倡导,还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对范仲淹庆历新政的赞颂,并借此呼吁天下支持和弘扬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改革精神。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近千年,但蔡襄题写的永城庙学碑所阐述的某些论点,在教育兴学及倡导国学传统文化的今天,依然有一定的教育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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