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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卢江49

【图集】刘少奇:以人民勤务员自勉 一生践行共产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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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05:49:12 | 显示全部楼层
1966年,刘少奇在出国访问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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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05:53:3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少奇眼中的“好党员”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通俗讲话》。
  资料图片

1940年7月1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19周年。应《抗敌报》等的邀请,刘少奇撰写了《做一个好的党员 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文。刘少奇指出,建设一个好的党,需要大家争做一个好的党员,即要做到三条: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这三条标准,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好党员的基本要求。

1951年3月,建党30周年前夕,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报告提纲中,刘少奇又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三)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六)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这八条标准,经过整理和修改,被写进《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成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后来中央又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十条标准”,成为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员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今天,广大党员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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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05:57:2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少奇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证。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屡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每年都安排调研活动,有些年份多达几次。每次调研时间不等,短则几天,长达数月。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研,刘少奇为全党正确认识形势,制定一系列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民为师求实话

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听干部群众讲真话,这是全面了解基层情况的基础。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调研之初,刘少奇最渴望听到人民群众最真实的心声。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敢讲真话。对于基层干部群众不敢说真话的情况,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以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为例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有些小队开会,我们工作组的人去参加,说的是一套,工作组的人离开后,他们又再开会说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华的前十天几乎不能同大队的人认真讨论问题”。

为了了解群众心中真实的想法,在一次座谈会上,刘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会场上霎时静了下来,大家看到的是国家主席真诚的表情,体会到的是国家主席渴望了解实情的真心。此后,刘少奇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社员座谈。经过40多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刘少奇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看法。由此,刘少奇认识到,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如农民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

扑下身子探实情

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需要亲自探察实情。

对于报告和汇报,刘少奇认为:“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1958年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开始泛滥。此时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消息传来,刘少奇不敢相信。9月,他视察了徐水县,发现严重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现象。当县委负责人汇报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700至1000斤时,他产生了怀疑。他说:“1000斤种子就是1500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同时他看到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别挂上“食堂”“养老院”“托儿所”等牌子,连必要的设备都没有。针对当地干部将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混淆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叫共产主义不好”。这些问题,毛泽东也觉察到了,于是党中央自1958年冬起召开多次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1961年春,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研期间,除了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还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访父老乡亲。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揭开锅盖看到农民吃着糠菜窝头,打开油盐坛子发现没有一滴油,还看到许多社员因为吃代食品得了水肿病。刘少奇对农民生活有了清醒的认识。调研结束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研情况。刘少奇仍以天华大队为例,指出:“社员生活远不如1957年”,“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5月31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指出:“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建议,促进了中央对相关政策的调整。

直面问题出实招

倾听民声、了解实情,启发和促进深刻的思考。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议后,刘少奇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不但对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会议结束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南下五省,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专项调研。

在保定农村调研时,有同志讲,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大队范围内生产队的统一分配。有农民讲,好的生产队的粮食往差的生产队拉,大家不敢反对,但心里难受。刘少奇听了后说:“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

通过调研,刘少奇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诸如:要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产生;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等等。在毛泽东倡导下,1957年全党和全国形成了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展开的学习热潮。刘少奇南下五省的调研及其思想成果,对推动这次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博采众长制实策

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有的成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八大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刘少奇负责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为此,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去汇报。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连续听了30多个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谈一天,个别部门也有谈上两天的,经常从白天一直谈到午夜。这样一天连着一天谈,进行7到10天,算一个段落,然后间隔个把星期,再谈七八个部门。总之,刘少奇是集中心思来进行这项调查研究工作的。

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让人帮他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之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立即引起刘少奇的共鸣,决定将其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为写出一个好的八大政治报告奠定了基础。

除了党代会报告这样的大政方针,还有很多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是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全国各地区人民法庭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例。1961年在天华大队调研时,刘少奇过问过一个“饲养员破坏耕牛”的案子:天华大队的一头耕牛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内发现一根铁丝,调查人员就认为是饲养员冯国全有意破坏。听完调查组汇报此事后,刘少奇当即指出:“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怎么能钉进去呢?这件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专门学过这种医的人。”经过认真调查,原来是一个小孩出于好奇将铁丝喂给牛吃,后来铁丝窜到耕牛肺中造成死亡。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完全是冤案,因此为冯国全平了反。由此,刘少奇主张在农村区一级设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众告状,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时正确解决。也是在刘少奇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一措施,对推进我国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李颖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王刚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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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05:59:51 | 显示全部楼层
坚持终身学习的刘少奇
刘宝东
2018年11月22日08: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少奇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的湖湘学子,成长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卓越贡献的伟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高远的学习志向和一生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高远的学习志向,决定了他学习不是为了单纯的学理研究或是取得一纸文凭、谋个好职位,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精神,使他不停地钻研和思考,不断地获得新知和智慧,因此也就比别人站得更高些,看得也更远些,最终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聪明的“小书柜”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刘家祖辈即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著称,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读书明理,为人忠厚,希望子女读书受教育。1906年,刚满八岁的刘少奇,被父亲送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上私塾,照例是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1907年,又换到了罗家塘私塾,读了《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1908年,转到月塘湾上私塾,读《诗经》等;1909年,又到离炭子冲十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1910年,转到红米冲上私塾;1911年,在堂姐家寄读,学《左传》等。为克服学费等困难,从8岁到13岁,刘少奇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变换私塾读书,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年少的刘少奇,举止沉稳、专心好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刘少奇的私塾同学李桂生曾回忆道:“刘九记忆强、理解快,老师点的功课,布置的作业,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单字认得多,考试排第一。他读书很专心,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最重要的是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

在刘少奇学习的众多私塾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洪家大屋私塾。洪家是科举出身,数代为官,为了教育子女,请来的塾师是上过师范学校的杨毓群。洪家女子不缠足,可以同男子一起上学,这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让他感到新鲜的是,杨先生不像别的教书先生那样只让学生呆板地背诵“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术、自然地理等常识课程,而且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寓言故事、奇闻轶事,刘少奇感到十分有趣。尤其令刘少奇兴奋的是,洪家大屋藏了很多书,虽然大部分是古书,但也有《世说新语》《古今传奇》《西游记》等“杂书”,在家里父亲是禁止他看这些书的,在这儿却可以不受限制地阅读。但是,刘少奇的父亲却对洪家大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很不满意,当他得知这位杨先生不好好教“四书五经”,而是给孩子们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寓言时,很是反感,决定让儿子转学。

离开洪家大屋后,私塾枯燥单调的学习内容已不能满足刘少奇的求知欲望,而塾师陈旧的思想、呆板的教学方式也使他感到厌烦,他毅然从私塾退学,决定自学,于是他开始到处借书来读,成为远近闻名的“读书狂”。刘少奇最常去的地方是与他家仅有一山之隔的首子冲——同学周祖三的家。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回国后在长沙、厦门等地教书办学,是位思想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周家的书斋中有很多报刊书籍,既有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教科书,又有当时流行的报纸、杂志、政治读物和一些新小说、新剧本。刘少奇发现后,如获至宝,经常到周家看书,有时将书上内容还抄写在读书手册上。周家大人见刘少奇勤奋好学,很乐意他来家里和周祖三共同读书学习,这为刘少奇读书提供了很大便利。他经常一头扎进周家书房,一坐就是半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看书入迷的刘少奇都没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小书柜”。因为刘少奇排行第九,又好读书,从此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叫“刘九书柜”。正是这几年的苦读,使得刘少奇眼界大开,看到了一个缤纷的世界。虽身处偏远山区,但他对中国和外国的大事有所了解,对一些新知识也略知一二,并且从小养成了喜读书、勤思考的学习习惯。

当刘少奇在家一心苦读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变革,像层层涟漪传导和波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青年刘少奇也深受震动。1912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深受启发。在他再三坚持下,姐姐帮他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以示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和对清政府的反对。

风起云涌的革命、急剧变动的社会,使刘少奇对封闭的农家生活、单调的私塾教育越来越不满,他决心到外面的世界,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在征得家人同意后,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编入第十一班。玉潭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学校教员中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居多,思想进步,学校风气民主、开放。从传统私塾进入到新式的“洋学堂”,刘少奇眼界开阔了许多,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他格外珍惜,读书也十分刻苦。在三年的学习中,刘少奇学习了国文、史地、数学、物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对数学、史地、国文尤感兴趣,考试成绩常得第一。他不偏科,爱好广泛,经常参加足球、篮球、武术等体育活动,闲暇时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玉潭学校订有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报纸,刘少奇一有空就悉心阅读。在玉潭中学读书期间,对刘少奇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是他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的行动。1915年5月,在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玉潭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罢课游行,刘少奇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这是刘少奇第一次投身到爱国的群众性运动之中,打破了他的平静读书生活,启发了他的思考。

1916年夏,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随后考入驻省宁乡中学,入学后他直接“跳级进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在落下一年多的功课中,数理化课程尤其困难,但刘少奇经过半年努力,到期末考试时,各科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实现自己投笔从戎、以武报国的理想。1917年3月,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刘少奇立即结束了在驻省宁乡中学的学业,前去报到入学。长沙陆军讲武堂学制是一年半,前半年主要是补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文化课程,接着再学军事课程。孰料世事多变,军事课程刚学习一月余,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被战火烧毁,留下一片断壁残垣。不久,皖系军阀张敬尧做了湖南督军,解散了讲武堂。刘少奇也只得离开长沙,回到炭子冲老家。

远赴他乡取“真经”

从长沙回到炭子冲的一年里,刘少奇复习和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准备报考大学。此外,他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等历史书籍。同时,他还起早贪黑地向人学习武术拳脚,锻炼身体,做好闯天下的准备。经过一年的“蛰伏”,1919年夏,刘少奇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到北京。此时的北京正经历着五四运动革命风暴的洗礼,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追求真理的人士云集于此,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点竞相传播,相互之间还开展着热烈的辩论,这一切使刘少奇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结果。”

到北京后,刘少奇决定留下读大学。经过选择,他报名参加了几所大学和军事院校的招生考试。不久,刘少奇接到了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一打听,得知北京大学的学制长且学费贵,超出了承受能力,而军事学院的兽医学,他又着实不感兴趣,犹豫再三,刘少奇最后不得不“放弃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恰在此时,他了解到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是经人介绍,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为出国做准备。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颇具声望的私立学校,该校曾经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的秘密活动场所,有着革命传统。学校里民主氛围浓郁,学校教师对待新事物持开放态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生可以随便翻阅。学校图书馆中,还有不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情况的书籍报刊,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刘少奇就是在此读到的。这一切,都对刘少奇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和思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越来越进步,视野也越来越开阔。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时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好了,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顺利毕业。此时,由于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华法教育会遂停办学生的赴法手续,刘少奇的赴法愿望落空,只得返回长沙。这时,长沙《大公报》的一则赴俄消息,使他兴奋不已。消息称:湖南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本会会务: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考察;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很向往,于是他当即决定改赴法为赴俄,到列宁的故乡去,寻求真理。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是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先进青年的革命团体,实际组织者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之后他们又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聚集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刘少奇进入“俄罗斯研究会”不久,就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赴俄勤工俭学。他后来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道:“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也传到中国来,我就是在1920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说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1920年冬,刘少奇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赴俄做准备。上海外国语社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具体负责人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其主要目的是输送进步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革命积蓄骨干力量。学社的学员经常保持在三四十人,许多学生挤在一栋楼里过集体生活,和刘少奇同期在此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学员主要是学习俄文,同时还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除了正常的学习外,刘少奇还参加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组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与刘少奇同在学社学习的萧劲光后来如此回忆这段生活:“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作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杆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我记得常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他主要讲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马列书籍,书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像。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习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但却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1年5月,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行十几人从上海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莫斯科。1960年12月7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回忆了这段旅程,他说:“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材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材,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到莫斯科后不久,刘少奇等人被安排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1921年5月由共产国际创办的,目的是为东方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的干部,由斯大林任校长。莫斯科东方大学按照学员国籍编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袁达时、曹靖华等30多人是第一批中国班学员。学校为中国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俄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等。此时,苏俄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极其艰苦,经常吃不饱。尽管物质生活艰苦,但是刘少奇却意志坚定,从不叫苦,抓紧时间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萧劲光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那么几个人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少奇同志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对自己要求严格,纪律性很强,有明确的革命事业心,能团结我们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坚持学下去。”

在这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刘少奇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过体悟,他逐步掌握了观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此时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从这以后,刘少奇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他后来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

“看书是最好的休息”

从苏联归国后,刘少奇便投身革命洪流,成为著名的工人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指导中原抗战,开辟和扩建了华北华中革命根据地,其后又受命于危难,重整皖南事变中受到重创的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参与制定全国战略决策和全国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党和国家重要职务,虽然工作繁忙,日夜操劳,但他却从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据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武新宇回忆:“他多年来养成了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对重要的问题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再去写东西。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的屋里还亮着灯。”

1939年9月下旬,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前往华中敌后根据地,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卡车一路颠簸,刘少奇似乎浑然不觉,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书。同行的徐海东怕他累坏了身体,劝他说:“歇歇眼吧,这么看书你不觉得晕吗?”刘少奇笑答说:“不要紧,看书是最好的休息。”见徐海东不解,他又认真地解释说:“举个例子说吧,你干活儿干累了,看会儿书算不算休息?再比方你打完仗看看书算不算休息?”徐海东听后,摆了摆手说:“那不一样。你看书不能算休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就是用脑子嘛!”刘少奇笑了:“工作时用一部分脑子,看书用另一部分脑子嘛!”徐海东说不过他,只得作罢。这样,从延安到华中的一路上,刘少奇读完了厚厚的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读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几本书。等到1942年3月,刘少奇同随行去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几千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刘少奇还是一路跋涉一路读书,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

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国,事情就更艰难了”,我们“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要不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兼党和国家多个重要领导职务,担负着巩固新生政权、治理国家的繁重工作,但对读书学习反而比革命时期更加重视。据刘少奇秘书吴振英等人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此外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书里夹了许多书签。

1951年秋,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刘少奇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一度非常虚弱。出于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特意安排他到南方休养,而刘少奇却把它当作安心读书的好时机,临行前他别的东西都不带,只带了几本厚厚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杭州休假期间,他很少出门游览风景,而是每天饭后,便戴上老花镜,在屋里埋头苦读。他一边阅读,一边查阅字典和地图,并在书上圈圈点点,书页空白的地方还写满了批语,就这样,休假结束时,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也读完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参加革命后他也一直坚持有空就读书,结婚后我发现他随身带的小木箱里没几件衣服,几乎全是书和文件。平时工作忙,他就利用难得的休养时间来读书。”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却没有任何放松。他常引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鞭策自己,他认为古人能做到的,共产党人更应该做到。他常说:“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道:“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正是在这种工作精神和学习态度的支配下,刘少奇虽然日理万机,但也读了“万卷书”。

在湖南刘少奇纪念馆里,收藏和陈列了王光美于1992年捐赠的上万册图书,内容涵盖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法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这些书就是刘少奇勤奋学习的最好见证。刘少奇是坚持终身学习的楷模,观其一生,他在如何对待学习、如何开展学习、如何推动学习、如何反思学习等方面,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梳理刘少奇的学习历程,总结他提出的学习方法和经验,适逢其时,意义深远。

作者:刘宝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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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06:01:22 | 显示全部楼层
教子有方的刘少奇
刘明钢
2018年09月04日08: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代伟人刘少奇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认为,这不仅仅是家事,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严于律己,家风严明。

“人们的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目标”

刘少奇一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何葆贞留下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留下一男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王光美生育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

刘少奇尤为重视对子女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尽管工作繁忙,但他仍利用一切机会,做孩子们的工作。他有时召开家庭会,把孩子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有时针对某个孩子的缺点错误单独与之谈话;有时利用全家聚餐的机会,在饭桌旁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若在外地,他就给孩子们写信,信中有表扬鼓励,也有批评帮助。刘少奇的谆谆教诲,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儿刘亭亭回忆道:

还是很小的时候,一次在饭桌上,爸爸与哥哥姐姐讲共产主义。我听不懂,就问爸爸:“你看得到共产主义吗?”他一下愣了,说:“不仅我看不到,你们可能也看不到。共产主义不是五十年、一百年可以实现的。”

“那你为什么让我们为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奋斗呢?”我又追问。

爸爸想想,尽量把话题简单化:“人们的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目标,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生活。你长大了,也应该有正确的目标,为再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更好地生活而努力工作。”

这次谈话,在刘亭亭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她说:“我第一次知道,理想不是空想,它与为下一代的好生活而奋斗是一回事。至今,我始终敬佩那些有信仰的人,敬重那些为他人、为后代的幸福不懈奋斗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似乎越来越少了,但我知道,爸爸曾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1963年4月,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曾在昆明作短暂停留。这时,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想到女儿刘平平的生日快到了,决定给她写封生日贺信。

信中,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让女儿思考:“满14岁后,在生理上,就已成长为青年;在智力上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我们希望你在满14岁以后,认真思考一下,你到底要做一名什么样的青年?”然后,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承担当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

刘少奇的这封信,不仅倾注了对女儿的殷切期望,同时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与寄托。

“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秘密访问苏联。正在苏联学习的刘允斌、刘爱琴得知后,急忙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父亲。

刘少奇看着分别10年之久的儿女,仔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得知女儿刘爱琴准备上大学本科继续学习时,他建议:“国内很快就要办起自己的大学,还是回去上吧。你很小就离开了祖国,回去可以多了解一些国内情况,这对你是有很大好处的。”刘爱琴同意父亲的意见,随之一起回国。

1950年,刘爱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有几次,刘爱琴在星期六离校回家时,因嫌坐电车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要车来接她。后来,刘少奇知道了,严肃地对刘爱琴说:“你不能用车了。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我坐车是工作需要,你给汽车队打电话,就要出别的车,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回家可以坐电车、公共汽车嘛。”

刘少奇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记者曾经问刘亭亭:“作为国家主席的子女应该很有优越感吧?”

刘亭亭回答:“没有。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们所有的档案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爸爸、妈妈不许我们讲,我们也就不敢讲。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妈妈二话没说,赶紧骑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妈妈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只要她不忙,她就会去给我们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我在学校里晕倒了两次,我同学的妈妈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你还不接回家去。妈妈正准备要接我回家时,爸爸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我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刘少奇的三儿子刘允真,高中落榜后,情绪低落。有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讲情,刘少奇知道后,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他生气地说:

我的孩子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化。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后来,刘允真考进位于北京郊区的一所半工半读农业学校。这所学校有农田几百亩,全由学生耕种。在那里,刘允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经受了磨练。回忆往事,他自豪地说:“爸爸觉得这对年轻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特别主张我去。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两种教育制度,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都是大学毕业,而我则接受的是半工半读的教育。”

“对子女要求特严,从不姑息迁就”

刘少奇既是慈父,又是严师。王光美曾深有感触地说:“少奇对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教育,归根到底,都是个‘严’字。他以‘严’要求自己,以‘严’要求孩子们。少奇要求他们成长为生活节俭朴素、学有所长、品德高尚的人。”她还说:“少奇身为国家领导,对自己的子女要求特严,从不姑息迁就。”

刘少奇从不向孩子们讲述他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也从不准他们进入办公室,更不准他们接触文件。有一年春节,刘少奇全家在一起聚餐,平时很难与父母同桌吃饭的孩子们,这时异常活跃。他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自己的见闻,其中一个无意中讲到在同学之间传播的一则“小道消息”,因内容涉及到他们不该知道的内部情况,刘少奇立即追问:“这是谁说的?”

孩子看了爸爸一眼,不屑一顾地说:“反正从你们这里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我们有的同学消息就特别灵。”

孩子的话激怒了刘少奇,他放下筷子,严厉地说:

由于工作的性质,我每天都接触大量的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我不给你们讲你们不该知道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但不是我的缺点,还应该算是我的优点。反过来说,别人给你们讲这些东西,不仅不是优点,而且毫无疑问是他的缺点。你们要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学习功课上,有空余时间就多读点书,多看看报,千万不要在小道消息上浪费精力。脑子里装满这些东西,不仅要影响学习,而且一旦说出去,轻者是泄密,重者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政治上,刘少奇对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班级支部讨论刘爱琴入党转正问题,刘爱琴认为,新党员预备期满转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刘少奇对女儿身上的弱点和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当支部征求刘少奇的意见时,他认真地说:“爱琴从苏联回国仅一年多,没有经过国内斗争环境的锻炼,没有经过风雨,政治上还很幼稚,生活上还不够艰苦朴素,我对女儿转正的态度很明确:‘严格要求’。”

党支部本着“严格要求”的原则,对刘爱琴的转正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后没有让她转正,并取消了她预备党员的资格。这件事在刘爱琴的心灵上引起强烈震动,促使她对人生的道路深入思索,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我们责无旁贷”

刘少奇是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对“劳动”两字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他常对王光美说,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我们责无旁贷。

刘少奇虽身居要职,但总是抽出时间参加劳动,并要求孩子们积极参加。在中南海住宅的庭院里,他让孩子们种植果树,采摘果实。有一次,中南海修建房屋时,他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去工地劳动。

刘少奇觉得孩子们只在院子里干活还不够,学校放暑假后,便安排他们每天抽半天时间到京郊公社参加劳动。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说:“你们应该到社会上去参加锻炼,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到公社和农民叔叔一起劳动,另外半天复习功课。”出发前,他又叮嘱道:“现在天气很热,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农民叔叔都在地里干活,你们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不怕热、不怕累、不怕吃苦。”

刘少奇在思想和行动上教育子女之严,可见一斑。

“要让他们自己去闯,才能得到锻炼”

刘少奇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他常说,教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到最艰苦的生活中去锻炼。

刘源上中学时,每逢暑假,刘少奇就要求他到部队锻炼。因赶上军队大比武,他被选为特等射手,编入尖子班。他和战士们一样,每天托着砖头练刺杀,累得腰酸臂疼。刘少奇时常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锻炼,于是,刘源在中学时期度过了3个这样的暑假。

1965年夏天,王光美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一天,刘少奇拿着一封写好的信对秘书说:“我给光美写了封信,想让平平给她送去,请你告诉工作人员,谁也不要帮她买火车票,也不要用车去送,更不要通知光美或工作队的人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自己去,总之,由她自己办。”

听了刘少奇的话,秘书不免嘀咕:“平平年纪还小,又没出过远门……”

刘少奇马上打断秘书的话,说:“正因为她没出过远门,我才让她这样做的,孩子们不能什么都依靠大人给他们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要让他们自己去闯,才能得到锻炼。老是让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不是爱护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刘少奇停顿了一下,语气有些缓和地说:“对小孩子,一是要管,二是要放。不好好学习要管,品德不好要管,没有礼貌也要管。能够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精神的事情,能使他们经风雨见世面的事情,都要大胆地放手让他们去干,要锻炼他们的劳动观念,提高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最终,刘平平独自乘火车到了河北定兴县。当她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王光美简直惊呆了。在场的人更感到惊奇,都抢着问:“平平你怎么来的?是谁送你来的?”刘平平自豪地说:“是我自己来的,谁也没有送,爸爸让我这样做的。”

大家听了,无不称赞刘少奇教育子女的方法。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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