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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心灵的对话 ——《常江文集·书信集》序 李文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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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5 17:49:07 【眼遇】客户端 | 显示全部楼层
倾听心灵的对话


——《常江文集·书信集》序

暮春时节,接到常江先生电话,他的《文集》已基本编竣,其中《书信集》的《序言》要交给我来写。我感到既在情理之中,更在意料之外;既感到荣幸,又不免心存惴惴。所谓情理之中,是因为我们交往时间长,且一直都不间断地在搞对联;所谓意料之外,是因为应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如山西的郭华荣先生。所谓荣幸,是感觉由我来写这篇《序言》感到突然,似乎不够“格”;所谓惴惴,是我自己感到底气不足,因为这是为一位诗人的书写序言,为一位既师、既兄的联友的书写序言。虽然几十年来,长长短短的《序言》《后记》也写过数十篇,其中有为自己的书写的,也有应约为朋友的书写的。但好像都没有这次的“鸭梨”来得大。
推托了几番,看来常先生是拿定了主意。推托不掉,就勉为其难,写吧,惴惴也要写。
我和常先生的交往,是以对联开始的,所以,这里仅谈谈与对联相关的话题,并顺便也说几句自己的相关体会。想常先生是可以理解的吧。
从常先生的书信中,可以发现,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关于学会的工作
作为民间社团,就我本人的体会,可用一个字来概括:“难!”至于到底有多难,参与其中的朋友都清楚。多数学会是处于无人、无钱、无地方办公的“三无”状态。早期的中国楹联学会也不例外。
先说成立学会的事。大致可以这么概括:什么样的事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依我的观察:县一级的社团最好办,只要有一至几位热心的科级干部,什么民政局之类的门槛,那都不是事儿!
但要成立省级的社团,周折可就大了。更何况是带“国”字号的呢?
1983年3月18日上午,我在省图书馆翻看当年第1期《八小时以外》杂志。因为此前曾见到报纸上的目录,就急不可待地找到常江先生的文章《联海泛舟——我的业余志趣》。文中介绍了他研究对联的经过、体会等,结尾这样写道:
我常想,怎样把“自得其乐”变为“共得其乐”呢?写文编书,固然是好,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假如有哪个部门设立,或由爱好者发起,成立“中国楹联研究小组”,对发掘祖国这一文化遗产,丰富群众业余生活,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可见,常先生很早就有要成立楹联组织的设想了。在其后的《楹联通讯》中,也反复提到此事。当然,在和联友的通信中也常常涉及。如:
倡议书不急发,先找到挂靠单位是主要的,再之,便是请人主持。(若)此二事不成,毫无反响,反倒不美。顾平旦、曾保泉已约见中国民研会主席钟敬文先生磋商此事,尚无信来。(1983年10月28日致卢礼阳)
此次回来联系成立组织事,进展令人振奋。经多方努力,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讨论同意为其下属机构,成立楹联研究学会。近日将由他们报请中宣部批准,问题不大。筹备组开始工作,也指日可待。(1984年 2月8日致李文郑)
目前,中国民研会已同意在其下成立楹联研究学会。我在京期间,与顾(平旦)、曾(保泉)等同志一起起草了计划、章程及报告,已报中宣部待批,很快可成立筹备组。(1984年3月17日致唐意诚)
回京一月,诸事刚刚安排停当。学会事,上面还未批下来,等吧!进展到这一程度,已属出我意料。(1984年5月16日致唐意诚)
看似短短的几句话,但个中的艰辛、曲折,不亲身经历是无法体会得到的。1984年11月,我在京参加了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大会后,回到郑州,就开始张罗成立河南省楹联学会。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拜了多少“佛”,看了多少各种各样不热不凉的脸色,听了多少不咸不淡、不痛不痒的话……开头,几乎都说这是“好事”;继而,几乎都说这事不大好办;结果,就没有什么结果!就这样,东跑西颠,我折腾了十多年!现在想来,也怪不得人家,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员,要成立省一级的社团,是有点异想天开嘛!
那么,学会成立以后,按照常理,就可以按部就班开展活动了吧?但远远不是这么回事!
民间社团的所谓“领导人”及其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兼职。就是说,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做社团的事。
学会的事、会刊的事、丛书(首先是“名胜联丛书”)的事、单位的事、家里的事……近日我身体欠佳,也得小心点儿,可总是大意,没办法。(1986年9月8日致郭华荣)
奇忙无比!(1986年3月5日致沙俊清)
我们这辈人,一生离不了“苦干”二字了。(1993年4月9日致郭华荣)
我觉得整天太累,你也如此吧。(1994年7月15日致郭华荣)
因为往往是“三无”,在家里办公倒成了常态,估计多数社团是如此。我于1987年起涉足社团(河南某学会),到1995年河南省楹联学会成立后,就一直在家里办公。平常的接纳会员、办理会员证、收取会费,向会员回信解答问题,征联活动中的收取信件、整理来稿、将来稿分配给各位评委、搜集各位评委意见、分发奖品或奖金、填写获奖证书、有时还要整理征联作品集并几次校对,以及学会刊物的编辑、校对、印刷好以后的分装等一应琐事,无不都是在家里完成的。有同事、朋友见了,惊讶地说:“你家里就是学会办公室呀!”我听了,只有报以无奈的苦笑而已。这样的经历,常先生也有过:
正整顿会务,无秘书,我亲自干。无房,干脆在我家“办公”。苦没处诉。有的会员向我发可以理解的“怨气”,尚不见老兄只字“不满”,心心相印也。(1985年2月26日致唐意诚)
早期的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可能大都对“北京市宣武区下斜街荧光胡同九号”耳熟能详,大家就认为那里是中国楹联学会的办公地址,而少有人知道那里却是常先生的家。
作为民间社团,学会的大、小事务,没有钱,简直就寸步难行!正应了那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离了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发封信,要钱;打印个东西,要钱;打个电话,要钱(那年月电话是奢侈品,基本上都是公家的电话或街头的公用电话)……记得1995年河南省楹联学会成立时,当省民政厅批准后,几乎当场就要花钱:刻制公章、财务章、钢印,还要买装登记证的镜框……大约800多元。白手起家的我们,哪里有一分钱呀!只好从家里先拿出这笔钱,而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100来元。
当年,常江先生他们为了替学会搞到钱,也是搅尽了脑汁:“小杨联系了一千多元赞助,学会得为上海推销一批风衣。赞助款已收到,风衣发货晚了一个半月,季节已过,加上质量不行,北京方面要退货,弄得小周和我们坐立不安。来点钱真不易呀!”(1985年11月15日致郭华荣、赵云峰)
学会工作也很难。管少了,与“中国”名不副实;多管吧,时间、精力以致经费都是事。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要坚持下去!创业难,守成更难呀!(1986年11月5日致唐意诚)
关于学会的职务,早期的楹联人完全是从工作着想,而不是光想着去当什么“官”:
这是最初马萧萧的“一正四副”想法。正式讨论时,刘锡诚决意不当主席(会长),请魏传统出山,马萧萧代表民研会当副会长。我也提出和顾平旦换一换,我年轻应该当秘书长,多干事,多跑腿。郭华荣表示他只管办《对联》杂志,坚决不当副会长。这就基本奠定了中国楹联学会最早班子的格局。(1984年1月15日致卢礼阳【注1】)
拟增补郭华荣为副会长,郭坚辞,说“千万,千万不要增补”。(1986年8月29日致郭华荣注)
什么叫“境界”?从常先生、郭先生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了生动的高境界!就我所知,有的省学会的常务理事为了当个副会长,或理事为了当个常务理事,或哼哼唧唧,或跑前跑后,或慷慨陈词,或纠缠不休……我一直认为:民间社团的职务,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差事,有什么含金量呢?根本不能算什么“官”。并非我矫情,我这个河南省楹联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已经辞了好多次,遗憾的是,每次都被大家堵了回来。
麻雀岁小,五脏俱全。与学会工作相关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甚至地方楹联组织的内部关系,也要有为之操心。
读信为之忧者,为内部矛盾也。江苏……湖北……湘军情况出我意料,让你这会长受苦受难了。恐怕一是当泥瓦匠,二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多接触,说服其多看看别人的长处,多想想自己的短处。人生在世,转眼就是百年,实在没有必要在人际关系上费大精力。总会机器虽运转慢些,但还正常,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很团结、齐心,甘愿奉献。其实,这两年,湖南挺活跃,无大权、无大势、无大钱的人当会长,搞成这样,挺不容易的了。作为朋友,我深深理解你的苦衷。(1991年10月29日致唐意诚)
当然,也有对学会工作大有成就的欢欣:
4月6—9日,在浙江奉化溪口召开三代会,名额近日分配下去。宁夏,指定您作为代表。请将工作时间安排好,争取参加大会。这次会议将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改革大潮中,学会工作可能会有突破。八年中,学会声誉日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1993年1月28日致沙俊清)
更有对楹联事业满满的信心:
可望在我辈有生之年看到祖国楹联事业继明清以后掀起又一高潮。(1986年1月13日致郭华荣)

关于学术活动
所谓“学会”,从其本质上说,应该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就应该经常开展学术活动,进行学术研究。在这个方面,常江先生历来是十分明确的。如:
近来联界热衷于搞活动,无可厚非,但楹联文学性、学术性的工作不可懈怠。(1998年8月19日致郭华荣)
广义的学术活动,似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创办刊物、出版书籍、理论探讨等。可以说,在常江先生的书信中,这些方面都有涉及。
办个刊物是很重要的,甚至我都想自己办个油印的,义务,不收费,只是能力、时间所限,尚在犹豫。(1983年3月22日致卢礼阳)
不久,常江先生果然就自己创办了油印刊物《楹联通讯》,于1983年5月4日在青海创刊,联络联友,交流信息。这楹联界的星星之火,为后来遍及全国的燎原之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当时都是在职工作,有联友提出大家分头刻印、寄发,以分担部分任务,我也是其中之一。常江先生曾有信给我:
我已将你的任务安排在第三期。一期侯广,二期胡正山,三期你,你们都是老师,寒假里有空。
我30日回京探亲,二月可回。你的这期,请过了春节再刻。如在北京还有什么好消息,我春节前再补寄给你。
期号(今年)第三期(总第十一期),时间 1984年 3月 4日 ,印数仍是105 ,按通讯邮签寄走后,所余寄回青海。(1983年12月8日致李文郑)
关于《楹联通讯》,我将另有文章专门介绍。
出版对联书籍方面,包括对联理论研究类、对联常识普及类等,常江先生早有考虑。不论是成套的丛书,还是某一方面的单行本:
我有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对联丛书》(理论),《对联研究资料丛书》(古籍),《中华楹联汇海丛书》(集锦),尽量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1984年1月15日致卢礼阳)
《对联》,山西郭华荣筹办。据说有精神,不许办刊,可办丛刊,交新华书店发行。有了学会,其他均可走上轨道。我们以文会友、各自为战的时期结束了!今后当携手为新的局面共同奋斗。学会活动,考虑了七个方面的计划,之一为出几套丛书。计划比较庞大,需全国通力合作,我也愿继续做组织工作。(1984年3月17日致唐意诚)
文化部支持学会出面搞《中国对联集成》,帮助找来“大款”赞助投资。一期工程,出24卷(30册)各省卷本。各省文化厅与省学会负责,1995年出齐。我们给一点启动费,其余各省自行解决,出版、发行,由这边负责。我和马萧萧具体负责此事。四月下旬,拟开工作会议。三代会上,这是主要议题,要好好研究。(1993年1月10日致唐意诚)
近日又收到《河南名胜楹联》(李文郑按:为了向各方面征求意见,1984年2月、5月,我曾有油印本的《河南名胜联录》一、二辑)。你下了很大工夫,向你祝贺!不知准备出几辑,能否和出版社联系一下?待中宣部批准后,即可成立研究会筹备组。研究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出丛书,大型的,要出几套。怎么出,还没有详细规划,只有大框框。我想主编《中国楹联大观》丛书,名胜分册的编法,你的行动对我很有启发。是否分省编,容我再考虑权衡。
等你几辑出全后,我给你出一期“补录”。不知你以后还有哪些内容,无法去“补”。就目前已知的几个地方,是有可补的。(1984年 3月16日致李文郑)
这一段,争取了一个出版“丛书”的机会。这样,你的河南联,就板上钉钉了。要干,自己干,比求别人自由得多。你的油印“(河南对)联辑”,似乎可停了,你说呢?
这样,任务也重了。要求齐全、准确,你还得多跑跑图书馆,访问一些老先生。相信你。(1984年6月4日与顾平旦、曾保泉致李文郑)
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会上,首先将“中国名胜楹联丛书”列入了议事日程。大家在一起认真讨论了有关的细节问题,包括收录范围、体例、顺序等,甚至到标点符号。在常先生的信函中,不乏更具体的问题。如:
少林寺联,河南、上海出的书,介绍的都不一致。尤其左右、前后、东西,这么一搅,让人弄不清了。请你做一次准确的考察。
三贤祠一联,各本均作“商丘”,我认为应在开封,不知到底怎样。相国寺,我也有几联。届时一并校勘刊出吧(李文郑按:指油印本《楹联通讯》)!(1983年 9月 2日致李文郑)
补述一句:去省图书馆,查一切与河南有关的古籍,以期获得新的资料。据我的经验,不会落空的。在河南找这类资料,似乎比北京要容易些。
就目前编纂方法,提些意见:
一,市、县顺序,按《辞海》(地理分册)关于河南行政区划的排法。
二,名称均以市、县为名,不要搞成“郑州黄河风景区”、“鹿邑老君台”……
三,凡有横额的,一律写进注释最前边,不要与联文名称混在一起,不清爽。
四,需注的词、句,不必在联文中标号,注释中标注就行,免得零碎。
我的想法还是集中力量搞此书,介绍、注释,少些无妨,但求准确。这方面,你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我知之甚少。嵩山那么多寺院,联却不见,肯定有,去查《嵩山志》或《五岳志略》。我现在无暇去图书馆,忙于收拾屋子。
现将开封联补遗寄上,均未注释,靠你先注。(1984年4月14日致李文郑)
又查出几则,寄上。关于如何选,曾来信问之。凡在名胜地的(包括石刻),先都选了再说。需删,我们统一考虑。格式先按横排,(按)在会上议(李文郑按:指1984年11月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大会)的那样搞,不必等样子,因为还有划版的人,一划就出来了。(1985年5月8日致李文郑)
我的老天爷!这次稿子来后,与1985年版行政区划对照,县市顺序不一致;每一县中一级名胜又未按笔划排列。大动一番剪刀、浆糊,算是把后半部分弄好了(前半部分在保泉处)。
现将附录退回重搞一下。一,引用书目,按《北京名胜楹联》《台湾名胜楹联》二书的样子,引些主要的就行,小册子(非联书)不一定多引。二,后记又动了,请酌,并抄清。请将各单位(合并一下)和个人都一并写入后记,不另外列。“个人”,指组织楹联的,而不是“支持”的。有那么多吗?
《湖南名胜楹联》中,除魏寅的外,还有没有没发表的?自己油印,应该不算发表。我们想,标准统一起来有好处,在国人面前站得住脚。因此,打算将来发表的,一律先拿掉,待以后发表后再入补编本。请与魏寅兄说一下,决没有其他的意思,也不是认为他写得不好。怕各分册都自撰一批收入,事情就不好办了。(1986年11月5日致唐意诚)
我们今天回头看看这些,连细微之处也绝不马虎的精神,可以让年轻人(或许不仅仅是年轻人)明白什么叫治学的严谨!
这不禁又让人联想到遍及全国的高校及科研机构论文抄袭之风。为得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学生的论文抄袭;为获得讲师、副教授、教授职称,教师的论文也在抄袭。论文抄袭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能够成为新闻热点的抄袭事件,件往往是因为抄袭得太离谱了,太奇葩了,比如同门师兄弟互抄,大段大段地抄,甚至一字不漏地抄,连错别字也照抄,直至论文的“致谢部分”也不放过!一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十多年遭遇了16个单位25人的六轮连环抄袭。在“百度”输入“论文抄袭”几个字,竟然可以获得约四百万条结果!严肃的学术,竟然成了儿戏,成了笑谈!这或许可以回答我们这论文大国为什么大师少、创新少的问题。
据网络的资料:2004年至2014年9月,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了国际论文136.98万篇,中国科技期刊和国际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中国已成为“论文大国”,仅次于美国, 而超越了英、德、日等国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2014版《科学与工程指标》指出:在2001年至2011年之间,中国研究人员署名的论文量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加,占全球论文量的比例由3%上升到11%。
从1999年到2008年,来自中国的累计被引用次数超过200次的国际高影响论文只有106篇。2008年,我国论文中只有约10%的论文被引次数高于世界平均值。而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从引用频率最高的重要论文的比率来看,2007年美国的重要论文占到全世界的40%,英国和德国分别超过10%,日本为7%,中国约为6%。
——扯远了。

关于学术思想。
从常江先生的书信中,不难发现他早期关于对联的一些思考和认识。这些认识,可以让我们了解常江先生有关对联的学术思想。试举两例如下:
对挽联的看法:
① 其文学意义上,比其他类更能动情。
② 其讽刺力量,比其他类,有时更使人激奋。
③ 一般按套式写的,多为应酬之作;只有那些按人、按事撰写的才是上品。
④ 分为他挽和自挽两类。
(1983年6月6日致卢礼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点对于挽联的看法,放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经典。
再如1982年6月17日致青海诗人李振的长信,谈到“楹联和新诗的关系”:
谁都知道,古典诗词是新诗的重要营养,而楹联又是诗词曲之后的一种独立文体,从律诗到词、曲、对联,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完整布局。自唐以来,写诗的人多多少少总要懂得对联,起码也知道什么是对仗。过去读私垫的,有一门功课叫“对课”,就是学习怎样“对对子”。可见,学习楹联是写诗不可缺少的训练。实际上,由于楹联讲究对仗、讲究韵律,有独特的建筑美和音乐美,我国优秀的诗人们在探索新诗民族化道路时,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楹联的影响,甚至将严格或不大严格的对仗作为自己诗的一种艺术风格。
对联的基本艺术特点是对仗。这种对仗,可以从大自然的表现形式(日月、冷暖)和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乾坤)找到渊源,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表达思想的形式之一。文体中的骈文、小说中的回目、诗词曲联的对偶,都是这样。诗词继承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表现民族性,对仗是可以探索的途径之一。有些诗人这样做了。
并举出了当代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张志民的《秋到葡萄沟》、艾青的《垦荒者之歌》、罗洛的《不需要》、刘宏亮的《遥望鸟岛》、徐志宏的《树》等新诗的例子,说明对仗在新诗中的独特作用和韵味。
信中还说:
五四以来,不少诗人的探索,力图离古典诗词更远些,更自由些。有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便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对仗,时不时地“流露”出对偶句来。主张句数不等、句式不齐,甚至不用标点的,也难以完全摆脱“对偶”。
……
我不大懂外国文字,也不知上帝耶稣是不是也给那里的人们创造了能够对仗的文字;有一点我相信,在中国,不管什么流派,总要用汉字写诗,总脱离不了对仗,从这个角度来讲,诗人们学习一下楹联,实在是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
你知道,我比较偏爱小川的诗,研究一段楹联之后,似乎对小川诗中内在的韵昧和外在的形式更加深了理解。我当初只是想,搞搞对联,可以把诗写得简短些、精炼些,看来,得益还不止于此,我自己从对联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形体感、音乐感、节奏感都有所增强。一年来,我写了几首吟唱式的长诗,表现了这方面的追求,如:
这就是我们的居室哟,出工收队直到退休离任,
住在帐篷里,总与千山万水、繁星明月共一心;
这就是我们的年华呵,风吹雨打直到雪发霜鬓,
住在帐篷里,总将青春美酒、山野恋歌共一樽。
——《帐篷村》

人道是黄河水早已变得驯服,
可这里分明是煮沸了喷泉,抖皱了飞瀑;
曾听说黄河涛早已不再暴怒,
可这里依然有捣碎的天锣,惊颠的地鼓。
——《明珠赋》

未到青海湖,不知青海湖的神采,
梦它千回,也还不了相思债;
来到青海湖,才知青海湖的胸怀,
看它一眼,就留下了痴情爱。
——《青海湖风情》

这是水的深情哟——水最显妩媚,
那叮咚作响的斧凿不就是桂林摇曳的玉佩?
这是水的伟大哟——水最有权威,
那纵横交错的河网不就是桂林城市的经纬?
——《桂林水》

在大学中文系学了几年,又进修了中文系的研究生班,我当然也读过不少新诗,从郭沫若到闻一多,从贺敬之到艾青,以及李季、郭小川……但似乎直到今天,读了常先生的这封信,才如梦方醒,恰似醍醐灌顶,原来,经典的新诗中也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简直让我有重读新诗的冲动。检讨自己早年的读诗,几乎重点都放在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上了,譬如“歌颂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而对作品艺术营养的吸收却少得可怜。——这么些年,我的新诗白读了!
因为长,我没能全文引用,诚心请各位好好读一读这封信!虽然这是三十年前的东西,仍然让人感到不仅新颖,更为深刻!建议将常先生这封信补充到大学中文系专科、本科、研究生的诗歌教材中。一定会使年轻的中文系学生受益非浅!
由此也让我们知道:所谓“权威”,所谓“大师”,所谓“大咖”,并非是人为地硬加在某人头上的,也不是凭借“炒作”或叫“运作”给哄抬起来的,而是自己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后自然产生并被大家承认的。武术界好像有“拿真功夫说话”的说法,学术上是否可以套用一下“拿真东西说话”?那些凭借“炒作”哄抬起来的“权威”、“大师”,注定也不会长久。就像孩子们堆起来的雪人,无论你把它打扮得多么漂亮,终究见不得阳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来当年有人自诩为“对联学创始人”、“中国楹联学创始人”,并到处散发传单,还征求签名,用不齿的手段,以贬低甚至辱骂他人来抬高自己……最终如何呢?只落下笑柄罢了!

书信本应该是比较私密的,是两个人(或几个少数人)之间心灵的对话,有的是坦诚、率真,而绝少虚伪、做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私密”,倾听心灵的对话,真是幸运之神的惠顾啊!
因为常江先生有言在先“不限字数”,所以,我就放开敲打了这些文字。严格说来,应该叫做“读后感”。

李文郑
2017年国际儿童节  于郑州散漫斋

作者简介:


    李文郑,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州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有楹联著作40余种。数十次在郑州电视台、河南电视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主讲楹联节目。80多次主持全国范围的征联及评审活动。有数十副楹联作品在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江西、重庆、山东、浙江、甘肃等地镌刻悬挂。多次在郑州大学、郑州师院、郑州航院等高校为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开设选修课及讲座。为河南省优秀教师、全国楹联模范教师。2007年获首届中国楹联最高奖——梁章钜奖,2014年获全国“联坛十杰”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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