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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禹州“上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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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2 16:24:22 | 显示全部楼层
禹州上棘城在哪?若对禹州历史不是很了解,可能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以然。
《水经注》卷二十二载:“颍水东南流,径阳关聚,聚夹水相对,俗谓之东西二土城也。颍水又径上棘城西,又屈径其城南。《春秋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师伐郑,城上棘以涉颍者也。”
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郦道元通过实地考察得知,“上棘城”位于阳翟县颍河“阳关聚”下游河滩东北岸(今禹州市朱阁镇西河庄一带)。今天站在这片颍北高地上举目四望,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田园景色,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庄稼地和绿荫中若隐若现的村舍,看不到有任何故城痕迹。环绕这里的颍水蜿蜒东南而去,似乎早已忘记了上棘城的存在,忘记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春秋中期,地处中原核心的郑国,因国势衰弱,饱受了晋楚两国争夺霸权的战火之苦。为了夺取对郑国的控制权,晋楚两国兵戎相见,相互征伐,拉锯争夺,使郑国处于夹缝之中,招架无力,还手无功,无奈选择“唯强服从”策略,楚攻服楚,晋占附晋,摇摆其中,寻求一时之安。郑室长期苟且,矛盾积累,权力阶层逐步分裂为亲晋和亲楚两派势力。
《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公元前555年,晋国为了打击屡次攻伐盟友鲁国的齐灵公嚣张气焰,率兵攻齐。郑简公倾力协助晋定公,亲自领兵参与,配合晋军讨伐齐国。郑国留守大臣子孔是亲楚派,借国内空虚之机,想联合楚国消灭大夫子展、子西等亲晋势力。子孔派亲信赴楚国求援,主持楚国大政的令尹子庚起初态度暧昧,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志在中原的楚康王熊昭认为:此举是重新控制郑国,实现称霸中原的千载难逢机遇。楚康王审时度势,借齐国同时向楚国求助之机,决定挥师北上,既可消灭郑国亲晋力量,又可牵制晋国对齐国的进攻,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令尹子庚明白了楚康王的战略意图后,坚决拥护支持,马上按照预定的战略方针行事,亲自率师陈兵于汾(位今襄县城北),兵锋直指郑国都城新郑,欲以子孔为内应,一举攻克郑国,将其纳入囊中之物。

遗憾的是,郑国大夫子展、子西得知子孔的企图后,加强了防守和戒备,使子孔亲信无法接近楚军,联络被迫中断,子庚得不到情报策应,因此不敢贸然带兵北进。
       楚康王为了实现已定的战略计划,只好另派一路大军从鱼陵(位今平顶山市区南)出发北上,越过三封山,在古渡口(今禹州火龙镇瓦店村北)涉颍水过河,迅速占领了对岸郑国军事重镇“上棘城”。楚军控制要塞后立即加固城池,集结兵力,派大将蒍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继续北进,乘胜占领郑城旃然(位今荥阳市崔庙镇),又一鼓作气攻陷费滑(位今偃师市东南)、胥靡(位今巩义市鲁庄镇)、献于(郑城,地失考)、雍梁(位今禹州市古城镇)几座郑国较大城池,对郑都新郑形成有效威慑。《左传》载:“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颖,次于旃然。蒍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
此一战,楚国出师顺利,捷报频传,连克郑国数城,大有一鼓作气攻占郑都之势,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战事反转并非因为楚国战略战术失误,而是因为郑大夫子展、子西得知楚军来势凶猛,即将兵临城下,急告郑简公班师回朝。郑简公得到楚军犯郑的消息后,急忙找晋定公商议撤军,联军折转兵锋,回师救郑,楚军立刻陷入两面夹击之中。楚大夫子庚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只好领兵从虫牢(位今荥阳市)南撤,经原路回国。在经过鱼齿山(位今平顶山市境内)时,突遭暴风雪袭击,楚兵因久居南方,水土不服,冻死冻伤无数。
《左传》记述的上述故事,是“上棘城”作为古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先秦史籍中。
左氏既言有“上棘城”,同时期必然还有一座“下棘城”存在。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边为上,东边自然为下。古代史官在东西相同城名前,常冠以“上”或“下”,用以区别相对的地理位置。如战国时期,楚国与韩国各有一座“城父”,太史公司马迁把位于韩国城父(位今禹州南)东面的楚国“城父”(位今安徽亳州东南),称之为“下城父”。由此推断,另一个“棘城”一定在郑国东边。
《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记载,郑国伐宋“战于棘,宋师败绩”。史家考证战争地点位于春秋时期宋国“棘城”,位今柘城县安平镇西南一带。 由此可见,《左传》所称“上棘城”,当为在宋国西面之故,实为春秋时期郑国“棘城”。
棘,本意指矮小而丛生的酸枣树,古代也有用作兵器“戟”之别字,如“子都拔棘以逐之。”“棘城”之“棘”,显然指筑城之始这里曾是一片茂密丛生的“酸枣树”。这种低矮丛生的小枣树生命力极其顽强,不管自然环境如何恶劣,它都能够存活。这种满身是刺的酸枣树,结有酸甜可口的小果实,古今都有,在禹州颍北浅山丘陵间随处可见。不难想象,当年国人披荆斩棘,择土而居,聚邑为城,是何等的辛苦!于是乎,赖以生存的“棘城”之名由此而生,根植于国人心中。《诗经·魏风》曰:“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正是春秋时期“棘”人的生活现状与心态写照。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古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早已消失了。在考古中发现的古代城池遗址,大多历经战乱破坏,岁月尘土掩埋,今天已很难窥见其当年真容。“上棘城”除了《左传》留下的这点信息外,剩下的都是神话和寓言传说,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直混沌不清。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只有从其它方面入手,梳理相关线索,方能知晓大概。
隔颍河对岸,是夏朝第一都城“瓦店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瓦店遗址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晚期全国最大的人类聚落之一。古城遗址呈东南、西北走向,长1000余米,宽500余米,城墙四周除一面是河道外三面都是壕沟,军事防御作用十分明显。从古城遗址的规模来看,“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是夏禹王、夏启王的都城。考古发现,遗址内不仅有粟、黍、稻、小麦和大豆植物种子,还发现有酸枣、野山楂、桃等树木果实。测年数据揭示,该都城在公元前1900前后因为某种原因被迫弃城迁徙。近年来,有专家研究新密市境内的“新砦遗址”后认为,此遗址在年代上晚于禹州“瓦店遗址”,早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座夏都存在前后接代关系。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棘城”应是夏都的卫星城,且位于“瓦店夏都”和“新砦夏都”之间,其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当年夏王启为了拱卫都城安全,在颍河对岸修筑“上棘城”,符合历史情理。世界著名学术刊物《科学》杂志,近年发表科研论文,研究团队运用地质学和考古学证据,将上古时期一次特大洪水事件,精确定位在公元前1920年(正负误差28年)。结论认为,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的确爆发了特大洪水。由此推断,颍河上游此时期爆发了特大洪水,瓦店夏都被大洪水淹没是大概率事件。“上棘城”地势明显高于瓦店都城,免于被淹,有幸躲过一劫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年来有专家进一步研究认为:禹州瓦店夏都遗址,在不晚于三千年前的一次大洪水中被大量淤积泥沙所覆盖。这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使禹州一带上古文明几乎消失殆尽。因此,禹州夏商时期的文化积淀,出现了历史空白和断层,以致先秦史籍中只有零星记载,且多是模糊不清,无有清晰的脉络可寻。
西周初期,周穆王东游,曾沿着嵩山周围祭天拜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古代信息。《穆天子传》曰:“丙辰,天子南游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于启室”。史界公认:“黄□室之丘”即为“黄台之丘”,是轩辕黄帝长期生活的地方。笔者认为,把“黄□室之丘”解释为“黄帝之墟”可能更符合《穆传》的本意,更能让现代人理解。“黄台之丘”也好,“黄帝之墟”也好,都是指黄帝长期生活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穆传》记载的“黄□室之丘”、“夏启之居”均在具茨山南的禹州境内,乃史家共识。穆王东游夏禹国旧地,驻跸“启之居”,充分说明周天子十分崇拜黄帝、夏禹、夏启等先王圣贤,特意而为之。周穆王在天下之中古禹州,寻访帝王踪迹,祭拜先祖圣贤,祷佑黎民百姓之后,返回西都镐京,完成了这次重要的拜祖之旅。当年姬满站在“棘城”高地上,看到被泥沙掩没而消失的夏都,成了满目疮痍的“萍泽”,不禁黯然伤神,遂作“黄竹”诗三章,以哀其民。
春秋初期,郑庄公励精图治,国势日益强大,颍川一带经济快速增长,一跃成为郑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心,再次鼎立中原。《史记·郑世家》记载,郑历公在此卧薪尝胆十七年,东山再起,延续了郑国虎威。春秋中后期,楚国趁郑国国势衰落之际,涿鹿中原,楚庄王、楚康王等数代楚王多次讨伐郑国,北伐路线都是从“上棘城”开始,在具茨山南北与秦晋争霸称雄。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历夏商周一千五百余年,嵩山周围一直是华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颍川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周文王姬昌特别遗训其子姬发:得天下一定要治世求“中”(见《清华简·保训》)。
春秋末期,郑国隐士列御寇,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具茨山一带四十余年,潜心研究道家学问,著书立说,写出经典名著《列子》。该书集黄帝、老子等道家学派之大成,对后世哲学、文学、科技、宗教产生了极其深远地影响。著名历史典故“汤问棘”是《列子·汤问》中的重要篇章,详尽叙述了商王成汤一次经典君臣对话,被史家认为是上古贤士夏革畅谈时空的无穷无尽,表达“天地唯物”宇宙观,揭示人类无法知晓的宇宙奥秘,一次重要的智慧展现。
夏革,商王成汤的大夫,《庄子·逍遥游》称其为“夏棘”,夏末商初颍川“棘”人。夏棘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博学广闻的哲学家、政治家,深得商王成汤的尊敬和爱戴,其博闻智慧不亚于黄帝时期的广成子(上古隐士,居今禹州市浅井乡崆峒山,黄帝曾问道广成子)。后世有人认为,《列子》讲述的故事荒诞不经,没有历史意义,“夏棘”可能是一个虚拟人物,或许根本不存在。笔者认为,夏商时期,姓名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像近代规范。古时,王室成员多以封地为姓名,大夫、名人则多以居住地为名号,还有以官职代称呼,例子不胜枚举,如巢父、许由、大隗、大鸿、伯靡、四岳、夔等等。郑国“上棘城”是夏朝旧地,属地居民称为“棘”人,因而夏革被庄周谓之“夏棘”。春秋时期,“汤问棘”的故事在郑国广泛流传,列子对其有着深入细致地了解。他将源自本土颍川的古代神话传说,收集整理后编入《列子》,顺理成章,不应有任何怀疑。
上古时代,由于文明程度低,文字传播工具简单,大多故事只能靠口耳相传,久而久之,难免掺杂有神话成分。能够流传至今的神话和寓言,隐藏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珍贵信息。这些传说若去伪存真,其中不乏有大量的精华存在,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这些流传千古的神话、寓言,是华夏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激励着龙的传人,为实现伟大的复兴梦想而奋斗。当年毛泽东引用“愚公移山”寓言故事,尊崇倡导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让中国再次屹立于世界之林,谁人能说“愚公精神”不存在?
        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反映了周朝前中期约五百年社会历史风貌,是透视周代人间百态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先秦诸子百家在说理论证中,常常引用《诗经》中的内容,作为观点证据,以增强其说服力,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
《诗经》中的“风”又叫“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歌谣。《诗经·唐风·鸨羽》有:“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兿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兿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兿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全诗三章以生长在河滩湿地内的鸨鸟为题,以成群结队集于河岸栩(栎树)、棘(酸枣树)、桑(桑树)三种树木的反常活动现象,隐喻揭露周代百姓徭役繁重,离乡背井,田地荒芜,无家可归的悲惨生活,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是作者身临其境,触景生情,借鸟喻人的生动表达方式,绝非凭空杜撰,信手拈来,随意而为。
春秋中后期,颍川一带长期受晋国控制,到三家分晋,韩国建都阳翟,这里长期属“唐人之地”。禹州故城春秋称“栎邑”,战国时期有韩国“桑林苑”,栎树、酸枣树、桑树是颍川一带的特产。有理由相信,《鸨羽》诗歌源出于古颍川,描写的就是“上棘城”人生活。作者用鸨鸟表现百姓疾苦,控诉黑暗的奴隶社会,是一种高明的写作技巧。只有生活在古颍川的阳翟人,才完全具备创作《鸨羽》诗歌的社会背景和自然条件。
上述观点能够说明,“上棘城”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存在的事实。若认为“上棘城”是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伐郑之战中临时修筑的一座城,观点显然站不住脚。试想,要修筑一座城,工程非常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修筑一座城池,要倾当地成千上万百姓经年累月劳作方能够完成。楚军一次快速伐郑之战,不可能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筑起一座“上棘城”。
“上棘城”,究竟始于何年?毁于何时、何事?因为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笔者不敢妄言,有待未来回答。那么,“上棘城”人的后代在哪里呢?
东汉末年颍川阳翟人枣祗,是曹操智囊之一,任曹魏东阿令、羽林监、屯田都尉、陈留太守等职为曹操统一北方做出了巨大贡献屯田制,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国志》:“陈留太守枣祗,本姓棘,先人避难,易为枣。随太祖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太祖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丰足军用,摧灭群逆,以隆王室。不幸早没,祗子处中,加官封爵,以祀祗不朽之事。
       枣祗先祖姓“棘”,因避难改“枣”姓,西晋陈寿的记载一定有历史根据。枣祗是阳翟人,先祖是“上棘城”人,就有很大可能。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王制》曰:“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不能被礼仪感化又不服管教的学生,天子不仅自责三天,还要把他们流放到远方惩戒改造。西边的地方叫“棘”,东边的地方叫“寄”,终身不予录用。汉末经学家郑玄注:“棘当作僰。僰之言逼也,使之逼寄于夷戎。”郑玄注解表明,古代对教育非常重视,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学子,要流放到比“寄”条件更差的偏远“棘”地改造,“逼寄于夷戎”。《战国策·韩策》“公仲谓向寿”有:“公何不以秦为韩求颍川于楚,此乃韩之寄地也。”说明“寄地”就在今禹州市境内。《四川郡县志·卷一》引“夷裔考”有:“棘人者,其先本华人,有罪贬远方以棘围之,故其字从人。”说明夷戎“棘”地在今川滇地区,其先民是从中原迁徙而来。“棘”、“寄”同为先秦流放之地,应存在前后因果关系。从两地不同的环境条件来看,“寄”地生活环境要明显好于“棘”地,流放在此的或许是一些虽然违犯“周礼”,性质却不是很严重的“犯法”之人;对那些顽固不化分子,朝廷要把他们从“寄”地强制流放到西南“棘”地改造。
笔者认为,“寄地”可能是教育感化场所,相当于今天的劳教所或看守所性质。流放在这里的人员虽然失去了自由,却不足于受到严厉惩罚,“寄”可能是“暂时”的意思。流放“寄”地之人,若表现好,能够获得自由;若没有被改造好,则要被强制流放到遥远的西方“棘”地,可能相当于发配性质。随着日月轮换,朝代更迭,“寄”、“棘”两地的惩戒功能不断被弱化,直至消失,流放此地之人也就自然演变成了当地居民。今天居住在川滇的“棘”人,虽属少数民族,仍然带有明显的中原汉人特征,印证了“其先本华人,有罪贬远方”,“逼寄于夷戎”的历史痕迹,他们是颍川“上棘城”的后代,是有很大可能的。至于枣祗的先祖是“上棘城”人,或是从“寄”地流放到“棘”地的“罪犯”,尚不能做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可以清楚的是,枣祗先祖与“上棘城”有撇不开的渊源关系,他们的家族是因遭受了重大变故才改“棘”姓为“枣”姓,是一支留在中原故土的“棘”姓后裔。
“上棘城”有多少未知故事,也许永远找不到准确答案。笔者始终相信,人们会逐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会对它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那些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千年秘密,终究会大白于天下。“上棘城”虽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世人并没有忘记它,历代文人也对其情有独钟,时常踏访故城旧地,寻觅过往烟云,寄托怀古情思。清初“翰苑诗人”(今江苏扬州江都人)史申义曾过境禹州,游历“上棘城”,不禁感慨万千,有诗《禹州》曰:
尘点征衫一月程,朝凉忽觉马蹄轻。
颍川风满钧台驿,嵩少云遮上棘城。
路入舞阳山不断,田分犨栎水常清。
独怜朱邸笙歌歇,帝子宫墙蔓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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