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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河两千年前改道禹州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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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5 13: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此言并非无稽之谈!
谈颍河改道,绕不开阳翟故城变迁。河是城市的命脉,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有城必有河。古老的颍河是禹州的母亲河,禹州故城因颍河而兴,颍河与禹州城息息相关。
禹州故城,又称阳翟城。传统认为始于汉代,“阳翟”之“阳”字,因故城既不在嵩山之阳,也不在颍水之北,可能取之“明亮之意”。至于秦汉之前的阳翟城在哪里?史志中没有明确记载。今禹州城是后迁阳翟城还是古今一直未变?莫衷一是,始终没有权威性的结论。
清初史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云:“阳翟城今州治。本春秋时郑之栎邑。《左传》桓十五年,郑伯突入于栎,自栎侵郑。庄十年,王室乱,郑伯以王归,处于栎。僖二十四年,狄伐郑,取栎。宣十一年,楚伐郑,及栎。又昭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城栎。盖是时栎已属楚。《史记》:秦景公十五年,救郑,败晋兵于栎。后改为阳翟。战国初,入于韩。《郑世家》:繻公二十三年,围韩之阳翟。既而韩灭郑,都新郑,后复自新郑徙都焉。秦置阳翟县,为颍川郡治。二世三年,沛公拔颍川,令韩王成留守阳翟。后仍为颍川郡治。后汉光和七年,皇甫嵩等破黄巾贼波才于阳翟。建安十三年,曹操使乐进屯阳翟。晋属河南郡。大兴三年,郭诵保阳翟,石勒将石生屡攻之,不能克。东魏置阳翟郡于此。隋属伊州。唐初属嵩州,后属许州。宋因之。金为钧州治。明初省。今州城周九里有奇,有门四。”
《方舆纪要》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大约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该书对近代史学影响很大,其中“阳翟”观点在民国之前一直作为众多学者研究禹州故城历史变迁的主要依据。顾氏认为,禹州故城即现在的禹州城,始于春秋初,称“栎邑”;秦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61)后改称“阳翟”,秦灭韩后以此地置颍川郡,阳翟之名延至明初而省。简言之就是禹州故城自春秋至今一直未变。
近代有学者根据上世纪在城北八里岗发现的“阳翟”瓦当和南水北调八里岗干渠发掘出土的战国遗存,以及故城东北残存的一段汉代城墙提出新的观点:春秋时期的“栎邑”和战国时期的“阳翟”城在城北八里岗,今禹州城为汉代“阳翟”城。此说根据虽然不是很充分,但对传统观念的认知改变影响很大。
笔者近几年也很关注有关专家学者对颍河和禹州故城变迁的研究,对相关文章常比较其观点差异,积累了一些尚属肤浅的认识。近代出现的新理论对传统观念确有较大影响,在弄清重大历史疑问方面产生了一定地积极作用。
近代以来,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普及,带给了人们研究国学的空前便利。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碳十四测年等先进理论和技术大量应用于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使得历史研究硕果累累,揭开了无数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就禹州而言,瓦店遗址的成功发掘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重要成果之一,其重要意义就是证实了禹州是华夏奴隶制王朝第一都城所在地。很多学者据此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对禹州史学研究起到了有力地推动作用。
有历史地理专家研究认为,大约在四千年前,颍河滔滔洪水使今天的火龙老官陈往东到梁北、褚河一带泛滥成灾,上游泥沙在古河床大量淤积,使河道高度提升,水流不畅,频繁移动,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今禹州城西北部到南部,再到东南部的河川谷地成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大约在三千一百年前,颍河流域再次爆发了新一轮大洪水,颍河河道的淤积更加明显,河道摆动范围逐步扩大到两侧的山岗前。这一时期的洪水沉积结果,造成诸如瓦店夏都故城被冲积泥沙覆盖,人们被迫从河滩水乡迁徙到川谷两侧的高地上栖居。在不晚于两千年前,颍河洪水的不断冲刷下切,造成了今天的河道走势;两千年来河水的不断冲刷、淤积和侵蚀作用,形成了今天的河道现状。
四千年前,正是大禹治水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家喻户晓,无需赘言。三千一百年前,恰是商末周初时期,这段时期的大洪水可能是造成禹州商周数百年间出现历史断层的主要原因。西周初期,禹州城西北到东南一带仍然是河滩沼泽,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三十九年(公元前937年)十二月丙辰日巡游“夏启之居”(今禹州),在“萍泽”(今老官陈一带)筮卜占卦,遇隆冬大寒,北风凌冽,雨雪交加,看到老百姓缺暖挨冻并有冻死人现象,天子深感内疚,作《黄竹》诗三章以哀其民。
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对颍河禹州段河道沉积变迁规律进行了科学论述,其中观点很明白,就是说颍河故道在三千一百年前是在今禹州城南的,在两千年前的某一时期,河道才北移到现在的位置。
颍河原在禹州城之南。河之北曰“阳”,秦汉之前出现的“阳翟”城之“阳”字,因城在颍河之阳也就顺理成章了。
查阅禹州地质资料,发现从禁沟、邢口、安庄、开发区、到华夏大道两侧确属低洼地带,这一带不仅地下水十分丰富,深不过十米,而且近年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发现这一带地下几米深处均有厚度不等的富水黄沙层。一九九八年禹州发大水,北关颍河漕满,城南大禹像到五里堡一片汪洋,火龙东部、梁北西北部的洪水就是顺着这一区域由西北向东南自然排泄。由此可以断定,这一带曾是古河道无疑。专家观点有一点让人不明白:禹州城内有三山,故城是建在“三山不显”的高阜之上,地势明显高于南关一带古河道。那么,两千年前的颍河水是如何违反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越过丹山、梅山、荆山,在城北自然冲刷出了一条新河道?用河水动力学常识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那么,唯有一种可能是:禹州城北的河道是人工开凿的。
对专家观点的疑惑一直困扰笔者多年,无法释怀。近日禹州修建“颍川桥”和“轩辕桥”,为保证施工顺利进行,颍北二坝开闸放水,河道完全裸露在人们面前。笔者站在钧官窑前边的广场边上向东北瞭望,忽然茅塞顿开,似乎看到了一历史景观:颍河水在这里穿越高阜,蜿蜒东南,奔流大海。联想到此前对颍河北移原因的不解,忽然灵感萌动:古人是否在这里凿通土岗,开拓了新河道?若如此,颍河两千年前北移至此的成因不就找到了?
禹州北部是浅山丘陵岗地,城北八里岗是具茨山余脉延展。这一脉向东南绵延,至黄台岗(狼虫岗)再次隆起,在许昌县灵井隐没。另一脉在八里岗分支向南偏西卧伏,至禹州城内三山高阜显出,到故城南隐没。在禹州故城的东北角,河岸陡峭,全新世的多礓石红土层裸露,风化层浅薄,说明古老土层暴露的年代并不久远。在河对岸“金域蓝湾”住宅小区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挖掘地基,做排水工程,挖出的礓石红土与老城东北角“鱼嘴”处和对面护城河岸的土质完全一样,这一带的地势又明显高于周围,足以说明禹州城内的三山与城北八里岗原是一岗相连,一脉相承。这种原始的坚硬土质在没有人工开挖和地势又比较高的前提下,靠雨水冲刷是不可能拦腰冲刷出一个大深沟。河水“欺软怕硬”的迂回特性,颍河洪水不可能在这里翻越高岗自然冲刷出一个新河道。
从城北现有地势可以清楚看到,浅井大鸡山延展到朱阁八里岗,再到颍北“金域蓝湾”,过钧官窑前广场至故城北,是禹州故城北部山区的东西分水岭。西北诸河在城西入颍,东北诸河在城东入颍。北关一带的牛园河、花园河原向西南流,在禁沟注入颍河。北三里河、水泉河顺今河道东南流形成“褚河”再注入颍河。三千年前,这几条颍河支流流向对禹州故城形成环抱之势。大洪水时期,禹州故城只有钧官窑广场向东北到八里岗一条高地通往外界,其余四周均被洪水包围。大自然的记忆并没有因为千百年来人类活动而完全消失,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它的原始信息。古人在战争动乱年代,为保护城内人民财产生命安全,抵御外来强敌侵犯,开挖连接花园河与北三里河之间的人工河道,形成天然屏障并不困难,疏通这一段河道也是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目测这段河道的开挖工程长不过几百米,宽不过几十米,现代人来看实在是一个小项目,放在古代也算不上一项大工程,古人完全有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可以设想,最早的河道既没有现在宽,也没有现在的深。两千多年来,由于河水的不断冲刷下切和人工疏浚,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河床水道。新河道疏通后,颍水自禁沟改向,由东南流改为东北流,绕城北而过,这很可能就是“禁沟”之名的真正来历。
城北河道是什么时候开挖的呢?因为禹州故城史载多为政治事件,对城池的修建、加固,对河道的开挖、疏浚史料极少,明代以后才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要从史志中了解秦汉以前的河道变迁,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从现有史料中只能从中窥见到少量尚且不确定的信息,很难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春秋时期,中原气候相对稳定,禹州一带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秦、晋、郑、楚四霸涿鹿中原,古颍川成了各路诸侯争夺中原的主战场,这里常年刀兵相见,硝烟弥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史记·郑世家》载:“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夏,厉公出居边邑栎。”“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於栎,郑以故亦不伐栎。”“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秋,厉公卒,子文公踕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襄公)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悼公)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成公)十年,背晋盟,盟於楚。”“(简公)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简公)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繻公)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史记·韩世家》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
把《史记》中记载的禹州春秋时期大事串起来,即可简要了解到禹州故城的归属变化。郑厉公四年(前697),祭仲专擅国家政权,厉公为此非常担心。当年夏天,郑厉公出居郑国边邑栎地。到了秋天,郑厉公依靠栎人杀掉了栎邑大夫单伯,于是占据了栎邑。众诸侯听说厉公出奔栎邑,就讨伐郑国,失败而归。宋国大将颇给厉公了派一些兵,保护栎邑,郑国因此再也不敢前来攻伐。十四年(前681),逃亡的厉公突在栎邑派人诱劫郑国大夫甫假,要挟他帮助自己回朝复位。当年六月二十日,甫假杀害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迎回了厉公突,突从栎邑回到新郑都城即位。历公后七年(前673)秋天去世,儿子郑文公姬踕继位。厉公刚继位四年,就逃亡住在栎邑,在栎邑住了十七年后,再次回京,复位七年,连同逃亡在外的时间总共二十八年。郑襄公元年(前604),楚国愤怒郑国接受了宋国的贿赂而放掉了华元,就讨伐郑国。郑国因此背叛楚国,与晋国亲近。五年(前600),楚国又攻伐郑国,晋国来救援。八年(前597),楚庄王因为郑国与晋结盟,前来攻打郑国,围住郑国都城三个月,郑国献城投降楚国。郑悼公二年(前585),楚国进攻郑国,晋军前来援救。郑成公十年(前575),郑国背弃与晋国的盟约,与楚国结盟。郑简公二年(前564),晋国攻伐郑国,郑国与楚国结盟,晋国撤兵离去。冬天,郑国又与楚国结盟。简公四年(前562),晋国怨恨郑国与楚国结盟,攻伐郑国,郑国与楚国结盟,楚共王援救郑国,打败晋军。郑繻公十五年(前408),韩国景侯攻伐郑国,攻取雍丘;二十年(前403)韩、赵、魏三国列为诸侯;二十三年(前400),郑国包围了韩国的阳翟。韩哀侯元年(前376),韩与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第二年(前375),韩国灭了郑国,于是把都城迁到了新郑。
上述记载表明,春秋初到郑灵公(前603)共约一百二十年间,栎邑属郑国南部边邑重镇。从郑襄公八年(前597)开始到公元前403年约二百年间,禹州一带基本是在楚国的控制之下。公元前403年以后的战国初期,韩国占领了禹州一带,韩景侯把韩都从宜阳迁到了禹州。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了郑国,于是把都城从阳翟迁到了新郑。”
春秋战国约五百年,礼崩乐坏,群雄争霸。这一时期的中国到处充满暴力、阴谋和强权政治,皇室王权受到公然挑战,文明礼仪受到空前践踏,弱肉强食现象每时每刻都在侵淫着华夏大地。禹州故城作为晋楚两霸争夺的重点,军事意义十分重大。颍河流向关乎禹州的战略安全,因此改道成了这一时期的必然产物。禹州故城的统治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用较少的投入,凿通城北一段河道,既完善了天然的防御体系,又保护了故城东南一带免受洪涝灾害,使其成为鱼米之乡,是一件两全其美,功在千秋,利享万世的大好事。从历史的角度看,颍河改道时机在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可能发生在这三个时段:一是郑历公在栎邑蛰伏期间,他为了防止郑国的打击而改河道,确保栎邑城易守难攻,保存实力,为日后东山再起作准备。二是栎邑在楚国控制期间,楚国为了抗衡晋国,防止郑国在晋楚之间摇摆,渔翁得利,强化栎邑的防御功能,改河道划河而治,实现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目的。三是韩景侯自宜阳迁都阳翟初期,韩国为强化阳翟都城的战略地位,改河道提高攻防能力,稳固国家政权,为吞并郑国作准备。秦汉时期有一种可能,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封韩王信都阳翟,韩王信改河道固城池,拥兵自重,引起刘邦猜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公元前201年,“乃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
上述四个时期以韩国初都阳翟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吕氏春秋·开春论》曰:“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后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愿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诺。’乃见段乔,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赏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无有罪戮者,未尝有也。’封人子高出,段乔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缚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为之言也,而匿己之为而为也;段乔听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说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谓善说矣。”
《吕氏春秋》开春篇所讲故事发生在战国初期的韩都阳翟城。大致意思是:韩国修筑新城城墙,规定十五天完成,司空段乔主管这件事。有一个县拖延了两天工期,段乔就逮捕了这个县的主管官员,把他囚禁起来。这个官员的儿子跑来告诉封人子高,说。“只有先生您才有能力把我父亲从死罪中拯救出来,我想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封人子高说;“好吧。”就去拜见段乔。子高登上城墙,向左右张望并对段乔说:“这城墙修得真漂亮呀!您算是立了一件大功,一定能得到重赏。从古到今,功劳这样大又能不处罚杀戮一个人,这种人还没有出现过啊。”封人子高离开以后,段乔就在夜里派人解开被囚禁官员的绳索,释放了他。所以说,封人子高很高明,他说服别人.又不让人看出是在说服他,段乔听从别人的意见并加以实行,做了又不让人看出是自己做的。说服别人的做法如此精妙,封人子高可算是善于说服别人了。
《中国古籍全录》注:“城新城:修筑新城的城墙。第一个‘城’字用作动词,修筑城墙。新城,地名,即阳翟,故址在今河南禹县。高诱注:‘韩氏本都弘农宜阳,其后都颍川阳翟。’因为阳翟是韩国的新都,所以称‘新城’。期:约定,规定。段乔:战国时韩国大臣。执:逮捕。封人:管理疆界的官。”
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凡十七万三千五十四言。”通俗易懂,历来被史家所重视。高诱注解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阳翟城始于韩初,就是今天的禹州故城。《吕氏春秋》开春篇所讲阳翟修筑城墙的故事,虽然没有道出颍河改道内容,仍然可以从中窥见蛛丝马迹。一是韩国初都阳翟对城墙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加固,必然会涉及河道整治;二是动用数县人力物力财力,工程浩大,应有颍河改道的内容;三是工期短,任务重,奖惩严厉,军事意义明显,颍河改道项目必不可少。故事中出现的封人子高更是与颍河改道高度相关。
子高,春秋末楚国令尹。芈姓,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楚司马沈尹戌之子。史载沈诸梁是春秋末楚国管理方城外的地方官员,长期担任楚国方城外重镇县令。也就是说子高在春秋末期曾经担任过“栎邑”令尹的职务,他对栎邑的方方面面很熟悉,是一个地道的“栎邑通”。韩国占领“栎邑”并迁都此地时,子高因德高望重仍被任命为管理这一带疆界的“封人”。当时,负责修筑阳翟城墙的韩国大臣段乔对子高是礼遇有加,惧怕三分。从这个侧面就可看到阳翟城战略位置是多么的重要!韩景侯加固城池疏通河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由此看来,今禹州城就是战国初期修建的阳翟城,颍河改道于战国初期确实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事实是否真如笔者所言,只能靠专家来作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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