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贤、李迪著的《天文考古通论》一书中，对河蚌在观象授时中的深刻蕴意进行了充分的阐述，称“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塑图，是用蚌壳堆塑的星象艺术作品”。
先民们对于河蚌的认识，起源于遥远的渔猎时代。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就曾出土过很大的蚌壳，它应当是作为食物捕捞而得来的。《韩非子?五蠹》记载说：“上古之世，民食?z蚌蛤。”远古先民捞取河蚌作为食物，而蚌壳则成为他们从事诸如收割野生谷穗，甚至刨坑挖土之用的工具，所以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上，考古工作者就曾发现不少蚌壳制作的生产、生活工具。进人新石器时代以后，蚌制工具就日渐增多，甚至出现蚌制工艺饰品，工具种类也不断丰富起来。可以说，蚌壳是最早的被用作农业生产工具的原料之一，人们对蚌以及蚌壳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又因为农事与天象密切相关，先民就自然而然地把农耕活动中的重要工具―――蚌壳，与天象星斗联系起来。
郭沫若先生说：“余以为辰，实古之耕器。其作贝壳形者，盖屋器也。《淮南子??锫垩怠吩唬骸肮耪哓唏甓?耕，摩辱 而耨。”辰本耕器，故辱耨诸字均从辰。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与农事大有攸关。
郭沫若先生还精辟地论述，“辰”的另外一种形式是 “磐折形”，就是说古人是模拟河蚌张开时的形状，而制作能敲打出各种声音的石磐。石磐最初的用途，并非乐器之用，而是用来报告时间的，上古神话中称之为“噎鸣”。《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噎鸣生岁十有二”。这就是后世十二辰的来历。
古人报时，又完全依据天象的变化，而天象又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根本。《尔雅?释天》记载：“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郭璞注：“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这里所说的“时候”，就是指农时，是根据天象的变化而指导确定的岁时农业生产节令，天象有大辰，大辰也就是大蚌。这一观点，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辰字的古义可能是天上的标记点”。
从上述可知，古人把蚌和辰实际是看作等同意义的，从古文献记述可知辰和天象中的龙紧密相联，房、心、尾，实指天体东宫苍龙七星中的房宿、心宿和尾宿；大火，俗称大火星，是心宿中最明亮的那颗星，所以自古有“龙心大火”的说法，也难怪自古以来就把十二地支的龙定为辰龙。
了解了蚌与辰、与龙、与天象的关系，那么，西水坡遗址中用来表示天象星图的龙、虎、蜘蛛、鹿等动物图形，选用蚌壳来进行摆塑，就可以窥知远古先民的初衷了，从而生发对6000多年前先民的艺术创造由衷的钦佩，为古人的聪明睿智所折服。
蚌塑龙虎所处的方位，与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二十八宿主配的四象之中的东西二象完全一致。二象与北斗拴系在一起，直接决定了西水坡45号墓龙虎蚌图的星象意义。蚌塑星 象与真实星图相比较，其所反映的星象真实位置关系与实际天象非常契合。不少中国天文学体系的特点，在西水坡龙虎星象图中反映得相当充分。
西水坡龙虎墓的蚌塑星图显现了6400多年前的实际星空，当春分和秋分来临时，太阳在正东和正西方向出没，朝夕之影重合，正午日影为冬至日影长的一半，春分黄昏时斗构东指，引导人们观测大火星的东升，秋分黄昏时斗构西指，而斗魁东指，指示人们观测参星的东升，这一切就是分日临至的标志。而我们知道，大火星和参星正是龙和虎所代表的星宿中的标志性星辰，这与西水坡龙虎所处位置及北斗方向都是一致的。冯时认为，西水坡蚌塑星图的斗构东指，会于龙角，斗魁在西，枕于参首，没有涉及到南北两象。可以设想，东西二象的配置先于南北二象早就完成了，成为东宫、西宫和中宫的雏形，
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天官体系的初期发展阶段，而这个体系的出现，显然直接适应于北斗及东、西二宫中的某些星象对于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作用。
至于西水坡龙虎墓中殉葬的三个人，摆放的位置十分特殊。它不是集中摆放在墓穴北部空旷地带，而是分别摆放在东、西、北三处，并且都显示一定的角度。这种情形在同时期墓葬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其做法确实耐人寻味。研究认为，这些殉人显然与司掌分至的四子有关。墓中三具殉人的头向角度，与按6000多年前濮阳纬度计算出来的春分、秋分和冬至日太阳初升的方向非常一致。三具殉人的性质分别象征三子，即春分神羲仲、秋分神和仲、冬至神和叔，其位置规律严整。而象征夏至之神羲叔的殉人则被置于龙虎墓南面稍远，因为避开墓主人升天通道，而置于几组蚌图之南，并被截取了双腿胫骨，用于墓中心北斗斗构的配置，真可谓独具匠心，别出心裁，构思精妙。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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